1981年7月25日日記： 去埃彌（蕭老）家上班，頭仍昏，堅持給他整理編輯集子。埃彌說，正準備給我寫信呢（我病了幾天）。“我可憐的小女兒！”他說。他告訴我：“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位編輯準備寫我的傳記，一點感情也沒有，寫就寫吧，給了他一點材料。我是準備讓你寫我的傳的，就像你給《羊城晚報》寫的那樣。 “他留我吃午飯，說：“總想讓你多待些時候。 “ 1983年2月2日日記： 近幾天一直在趕寫文章，心情極難過，可憐的老爸爸，你終要離我們去了嗎？上午去305醫(yī)院幾乎是奔進醫(yī)院大門，腳步越來越急促，腦子里閃現(xiàn)可怕的畫面 ……我坐在旁邊等他醒來 ……他睜開眼睛 ……小馮伏在他耳邊說：“高陶來了。 “他張開大手和我握，頭腦是清醒的。

這竟是最后的握別。兩天后他和他深愛的世界永別。

一切都是那樣歷歷在目，仿佛就在昨天，就在幾個小時之前 ……一個閱歷深厚的、睿智的、正直的、慈祥的詩人，握著筆在燈下寫著、寫？著 …… 令我最難忘的還有一點，是我所經(jīng)歷的許多領導難以做到的，那就是，蕭三對我性格缺點的包容。我的性格有嚴重缺陷，曾獲”冒傻氣“（故我筆名用其諧音：莎芪）與”目無領導“綽號。所幸我在機關接觸人少，流傳不廣。比如：領導讓我寫篇文章，說：“算兩人合寫。 “我寫了文，署了兩人名字交上去了，領導不悅，發(fā)表事作罷。領導”垂青“我，”謝絕了其他人的好意“，指名要我寫他的”傳“，我以”蕭三還有許多遺留工作要做“婉拒，領導不悅。

晚上，領導約我去他飯店的包間，我當眾說：“對不起，我有約會！”領導慍怒。舞會上一中年男子邀請，說：“我是×××。 “我”嗯“了一聲，無話。

他又說：“我是 ××省的副省長。 “我又”嗯“了一聲，無話。從此副省長不再邀請我。有一年茶話會上，我和一位同志聊得挺好，我問他是哪個單位的？他說：“我叫王巨才。 “我說：“哦，聽說過這個名字！”當時把坐在旁邊的小常嚇了一跳，替我捏了一把汗，不知我還會說些什么混話呢？王巨才，作協(xié)“二把手”（當時），誰人不知？天天開會坐在主席臺上，就你高陶不認識！從此高陶“目無領導”的軼事就傳開了。所幸王巨才同志心胸寬廣，毫不放在心上，照常說笑，還邀請我跳舞，令我感慨萬端。后來雖沒有再單獨遇上過，但在我心里卻增加了對他的敬重和感激。

應該說，蕭三對我的這種缺陷不止一次地“領教過”，他原諒、他包容，他甚至說“是單純、是純潔”。試想，在這種從不擔心“說錯話、辦錯事、受排擠、受壓制”的氛圍下，你能不全力以赴，拼了命地干事情嗎？

工作上，他支持我鼓勵我，他親自給《光明日報》、《解放日報》編輯部寫信（兩信大致相同）：“1936年我用俄文寫的慶祝羅曼?羅蘭七十歲壽日的詩，曾在蘇聯(lián)《消息報》上發(fā)表，現(xiàn)由高陶同志（我的助手）譯出，我已看過，認為譯得很好，特投給貴報，如能在 1月29日發(fā)表更好，不用即請退還我。至為感謝 ……” 后來我找到了蕭老的這篇原文，便主動去信索回了我的譯文。為此蕭老還有些意見，幾天后他寫給我：“你譯的詩實在有獨立存在的價值，《解放日 報》原擬采用，你何必去信取消呢？我的原作許多人都忘記了。你費了心血的，以后在別處發(fā)表吧。在北京醫(yī)院時，趙樸初也認為譯得好，雖只短短幾句 ……”（1982年2月12日） 勞動雖然白費了，卻換來蕭三的認可，這比譯作發(fā)表更讓我高興。世上沒有比你的勞動得到你所尊敬的人的肯定更快樂的了。

蕭三對我信任是真誠的。他曾在給姜椿芳的信中寫道：“經(jīng)過多年選擇，還是高陶最得心應手。 ““高陶為人誠懇，忠實，聰明，有文學才能，有從俄文翻譯成中文的技術 ——我看過她許多這樣的作品。 “（慚愧！） 就為了這些話，為了這真誠的信任，我放棄了較好的工作條件與前程，毅然來到蕭老身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