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我與社會的無休止碰撞中，在心魂與肉體的永恒糾纏中，在理想與現(xiàn)實的絕對沖突中，莊子焉能不極度茫然、不極度痛苦，甚至絕望？懷著這種揮之不去，遣之卻瞬間重又泛起的心情，作為一個富有良知、不愿妥協(xié)的知識分子，莊子可以選擇的，也就只能是一邊守住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生命理想不放，一邊恣意痛罵他看不順眼的人和事，至死做一個精神型的“老憤青”了。

因此，不妨借用儒家反罵過來的話說，莊子的人格風貌是“仰彌高于不足、不得志于當世”，“眼大如許”，以至于他“別標出一種高渺議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玩圣人最甚”。也就是說，對于塵垢一般的現(xiàn)實社會，莊子所能做的，只是不妥協(xié)、不屈就，而未能全然忘卻，身心徹底游離于其外。身處亂世之中，內(nèi)心懷揣著理想的莊子始終在高處用冷眼俯視著塵垢一般的人間，他既是傲放獨立的，同時又是孤立孤獨的，——所有頑固的理想主義者都是“老憤青”，所有理想主義的“老憤青”都最終逃不過孤獨的宿命。

末了附帶說一點，有個問題不知莊子想過沒有：雖然他對現(xiàn)實世界滿眼盡是不滿、敵視和憤怒，但客觀地說，其實他所處的戰(zhàn)國社會也并非一無是處。我的意思是，在中國歷史上，每每天下大亂之際，也往往可能是知識分子思想最自由、言論最開放的時代。同樣，恰恰由于戰(zhàn)國時期諸侯割據(jù)、社會空前分裂，才催生了莊子的卓異思想，同時更為他提供了較為自由寬松的外部環(huán)境，容忍他想罵甚人就罵甚人，想罵甚鳥事就罵甚鳥事，而不用擔心中間會有人把他“弄掉”。所以莊子才可能把他“憤青”的精神本色一直保持到老死。不僅莊子，當時孟子也是個敢說話、脾氣大的人，具體表現(xiàn)是，孟子曾多次當面指斥君主，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一點兒也不嘴軟。若是換在后世天下一統(tǒng)、國家“大治”的歷史時空，莊子、孟子他們還能、還敢如此快意張揚嗎？

有歷史學家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當面嚴詞斥責君主的現(xiàn)象，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屢見不鮮，而秦漢之后卻罕有。另外，據(jù)我所知，魏晉之際，奉莊子為師，同時也好使性子、發(fā)脾氣、唱反調(diào)的嵇康，被執(zhí)掌朝政的司馬昭殺了頭。明代有個大“異端”李贄，自言討厭被人管，因此他說話辦事素來高調(diào)放肆，不守規(guī)矩，而其結(jié)局則是自殺于囹圄之中。還有人說，魯迅如果活到后來，恐怕也只能閉嘴不講話，或者被關(guān)起來，或者被折磨死。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甚至說，面對殘酷的政治運動，第一個跳河的極有可能就是魯迅。與嵇康、李贄這倆“老憤青”相比，與可能會被逼得要去跳河的魯迅相比，莊子生逢亂世，對他個人而言，究竟是幸還是不幸，這事兒還真不好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