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太平御覽》載:“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魯迅為之分析:是屬于拜物教的以無生物為生物,附會生說的。又或人與動物不分,二者常交互變易,都是妄說,這就教人讀古書而應加以區(qū)別看待。
釋典,天竺故事之流傳世間,在印度講出世,是說作人諸多苦惱,不好。這似乎說得不錯,佛教經(jīng)典也無非說說而已,即在印度本土,亦不能實踐,蓋印人言出未必執(zhí)行,這是揭開佛說連印度也不能遵行的情況。
《唐之傳奇文》中談到元稹的《鶯鶯傳》,其后來的各自分飛,張生解釋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因而舍棄鶯鶯,社會上(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云。魯迅于講解時不以為然,他同意有人說《會真記》是寫的元稹自己的事,目的在辯護自己。是屬于“辯解文”一類,不是為做小說而做的。
從《會真記》魯迅又談到中國人的矛盾性。他說:中國人(指舊文人)矛盾性很大,一方面講道德禮義;一方面言行又絕不相關。又喜歡不負責任,如《聊齋》的女性,不是狐就是鬼,不要給她穿衣食飯,不會發(fā)生社會督責,都是對人不需要負擔責任。中國男子,一方面罵《會真記》、《聊齋》;一方面又喜歡讀這些書,都是矛盾性存在之故。
李公佐寫“禹伏無支祁故事”“明吳承恩演《西游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于孫悟空”,自《西游記》出,孫悟空的活躍代替了唐之無支祁傳說了。追源無支祁說成立之故,據(jù)魯迅說:有山下而面臨水之處,適山下有大鐵鏈,則文人為之附會其說,謂鐵鏈后必有被鎖的東西,這東西又必是怪物才被鎖,而能伏怪物的必是了不起的人物,這人物是誰?則首推大禹,因禹治水故,層層推想附會而成故事。(注:《回憶錄》在此段中指出李公佐所寫故事出之其著作《古岳瀆經(jīng)》一書,并增加了些許引文)
魯迅批評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1、多含教訓話語,則不是好的小說,因為文藝做了教訓的奴隸了;2、宋傳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潑,失于平板,對時事又不敢言,因忌諱太多,不如唐之傳奇多談時事的。這一分析,對我們學習很有幫助,所以聽講的時候,覺得對書本以外的教益實獲益不淺的。
講到第十四篇《元明傳來之講史》,談到宋江故事時,魯迅說:小說乃是寫的人生,非真的人生。故看小說第一不應把自己跑入小說里面。又說看小說猶之看鐵檻中的獅虎,有檻才可以細細的看,由細看以推知其在山中生活情況。故文藝者,乃借小說——檻——以理會人生也。檻中的獅虎,非其全部狀貌,但乃獅虎狀貌之一片段。小說中的人生,亦一片段,故看小說看人生都應站立在第三者地位,切不可鉆入,一鉆入就要生病了。
像這樣的坦白而透辟的指引,對青年們每易中了小說之迷而跟著小說的狀況隨而喜怒哀樂的,如同看戲的人看到戲中人的遭遇而跟著憂戚一樣,就不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了。這里魯迅教導我們不但看小說,就是對一切世事也應如看檻中的獅虎一般,應從這里推知全部狀貌,不要為片斷現(xiàn)狀所蒙蔽,亦猶之馬列主義教人全面看問題一樣道理。所以雖說是聽講《中國小說史略》,實在是對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無怪學生們對這門功課,對這樣的講解都擁護不盡,實覺受益無窮。大家試想想,有誰從講解中能廣博到這樣,把一個大道理從文藝、獅虎、檻的比方,來了解一切事物的真理呢?魯迅的講學,他的說話,和演說時的講話風格不同,精神則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