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我們在十月革命中是獨力取得政權的,然而,我們明確表示出我們愿意通過談判同其他蘇維埃黨派進行合作。但是他們卻提出了異想天開、荒謬絕倫的要求,他們的要求無異于要把我們的黨斬首示眾。我們只好同當時似乎有一些可能合作的唯一的另外一個蘇維埃政黨即左派社會革命黨組成了聯(lián)合政府。但是,在1918年3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為了抗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約辭去了政府職務,7月間他們通過暗殺德國大使米爾巴赫這一既成事實以及陰謀進行政變在蘇維埃政權背上砍了一刀。在這種情況下,自由黨的先生們告訴我們怎么辦呢?讓十月革命、我們的國家和我們自己被前聯(lián)合政府中的奸詐的伙伴毀滅,被德意志帝國軍隊的鐵蹄踐踏嗎?事實是不容歪曲的。歷史證明,在接踵而至的事件的沖擊之下,左派社會革命黨土崩瓦解,它的許多最勇敢的黨員,包括暗殺馮·米爾巴赫伯爵的布魯姆金,變成了堅強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維克黨人看到,在布魯姆金所干的愚蠢而后果嚴重的挑釁行為背后存在著革命的動機,于是把他吸收作為正式黨員并委以重任,他們這樣做只不過是報復心強呢還是“自由主義”呢?(這樣的人還遠遠不止布魯姆金一個。他的情況只不過是更為人熟知而已。)左派社會革命黨的背叛,雖然使我們失去了一個盟友和同路人,卻沒有給我們以損害,相反地使我們加強了最后決戰(zhàn)中的力量。它終止了左翼共產(chǎn)黨人的變節(jié),黨的隊伍團結得更加緊密了。在軍隊里和蘇維埃機構中的共產(chǎn)黨支部的影響大大提高了,政府的政策更加堅定了。
在英勇的革命時期的初期,布爾什維克黨人的錯誤是在對待非布爾什維克政黨上失之過于寬容和忍讓。資產(chǎn)階級、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報紙從十月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像嗥叫的狼、奔走的豺和狂吠的瘋狗一樣掀起了大合唱。只有最黑暗的沙皇反動派的無恥的機關報《新時代》,搖著尾巴企圖用“服從”的語調來進行絕頂巧妙的活動。列寧把它們全部看穿,并且看到了容忍這一幫家伙的危險。“難道我們還能讓這群亂七八糟的東西肆無忌憚地搞下去嗎?”弗拉基米爾·伊里奇一有機會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天哪!我們有著多么厲害的獨裁統(tǒng)治喲!”這些吃人野獸的報紙一把抓住了“剝奪剝奪者”這句話,在社論、詩篇和特稿中大做文章?!八麄儗Α畡儕Z剝奪者’那句話還有什么話沒有說過啊!”列寧有一次用好笑的絕望的口氣喊道:“這句話到底是誰說的呢?”我問道:“還是純粹的捏造?”——“完全不是!”列寧反駁道,“我的確用過這些字眼,說過就忘記了。而他們卻把這些字眼編了那么一大套!”他幽默地揮了一下手。
到了1919年春天,中央集權已經(jīng)達到那樣嚴重的程度,以至蘇維埃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的實權都被黨中央委員會奪去,這種轉移實際上只不過是把權力從斯維爾德洛夫的政府辦公室撤到他的黨委辦公室去,而在地方上蘇維埃委員會已經(jīng)完全聽命于同級的黨委會了。各地黨委會又處于由列寧主宰的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的支配之下。但是這個過程這時還沒有具體化,一直到許多年以后才在斯大林的任內全部完成了。
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這種犧牲黨的民主而加強中央集權的過程,由于季諾維也夫提出的某些正式建議而進一步加速了。季諾維也夫表面上是根據(jù)自己的主意行事,而實際上是列寧的工具。他一方面建議,為了提高效率,中央委員會把它的部分職權下放給它所委派的3個機構——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另一方面又建議成立一個委員部,叫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代表大會上的反對派不歡迎這些建議。奧辛斯基極其反對成立政治局:“請允許我談談季諾維也夫同志的提案,根據(jù)這項提案……政治局……有權決定一切緊急問題。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每月才開兩次會,而且,如季諾維也夫同志小心地提到的,是為了討論一般政策問題……換句話說,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只不過是討論討論而已。這一切的實質是,由5個人組成的政治局決定所有重要的問題,而全會則進行一般性的談話、討論。這樣一來,其他的14個委員都降為次要的委員了?!?/p>
在工農檢查院成立的時候,斯大林又被任命為它的首腦。在1919年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提議建立這個新的機構的時候,季諾維也夫把它描述為“一種社會主義監(jiān)察部門,它將控制我們蘇維埃機器的所有單位,把觸角伸到蘇維埃建設事業(yè)的所有部門中去”。列寧并不隱諱自己支持斯大林掌握這個部中之部的態(tài)度。他在答復反對派的反對意見時說道:“……現(xiàn)在談談工農檢查院。這是個龐大的機構……必須任命一個有威望的人來領導這個機構,不然我們就會陷于困境,被瑣屑的陰謀詭計所淹沒。我想就是普列奧布拉任斯基也不會反對選擇斯大林同志的?!?/p>
〔這個新委員部的職責是要根除所有蘇維埃機構中的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然而,在斯大林掌握下它很快就成了政治陰謀的溫床,并且成了他用來建立自己的政治機器的主要工具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