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這時為止，還沒有人說過托洛茨基就是導致7月至9月之間進攻鄧尼金失敗的這個計劃的作者。在這期間〕，一切還僅僅限于含糊其辭地說什么某些軍事工作人員（也不知是向誰）提出過請托洛茨基同志“不要干預”的要求。事實上，中央委員會10月15日發(fā)出的13點指示是我以書面形式提出的，并且經(jīng)過大家一致通過，包括斯大林在內(nèi)。列寧、我自己、加米涅夫和克列斯廷斯基都是根據(jù)我的建議而成立的一個委員會的成員，委員會的任務是調(diào)遣新的工作人員到南方戰(zhàn)線上去替換那些由于不斷打敗仗而感到疲憊不堪的原有的工作人員。斯大林并不屬于這個委員會。究竟新派去的工作人員中有哪些曾經(jīng)要求我“不要干預”，特別是向誰提出過這類要求，斯大林并沒有說出來。〔1929年，伏羅希洛夫宣稱：〕“斯大林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三項主要條件：1.不許托洛茨基干涉南方戰(zhàn)線的事務，也不許他越入它的轄區(qū)之內(nèi)；2.必須把一整批斯大林認為沒有能力重整部隊的干部從南方戰(zhàn)線調(diào)走；3.必須火速把斯大林選定的有能力執(zhí)行這項任務的新干部派遣到南方戰(zhàn)線去。這些條件完全被接受了?！?/p>

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時候？由誰接受的？〔這些問題的答案是既非斯大林也非他的仆從所關心的。然而即使〕在他把修正這個錯誤計劃的功勞歸于斯大林的時候，伏羅希洛夫在1929年也沒有敢肯定說這個錯誤的計劃是我作的。從他在這個問題上的沉默看來，他承認我是反對這個計劃的。然而這一個忽略也被最新的歷史著作彌補了。〔根據(jù)齊奈達·奧爾忠尼啟則的著作，我們看到的是：〕

斯大林……斷然拒絕了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總參謀部制定的粉碎鄧尼金的舊計劃……斯大林在一張致列寧的便條中寫道：“這個瘋子建議穿過沒有道路的、敵視我軍的區(qū)域，使我軍受到全軍覆沒的威脅?！薄勾罅肿鞒隽艘粋€計劃來代替這個已經(jīng)被生活本身所揚棄的計劃，根據(jù)新的計劃，紅軍要通過無產(chǎn)階級的哈爾科夫和頓涅茨盆地向羅斯托夫前進……偉大的斯大林的戰(zhàn)略為革命贏得了勝利。

〔一口咬定說在南方戰(zhàn)線上取得了最后勝利的計劃是斯大林作出的這件事里有著諷刺性幽默的味道。然而這個罵倒一切的狡賴式的申辯就是斯大林本人的作品，它所根據(jù)的證明文件就是斯大林給列寧寫的一封信。在這封信里〕斯大林幾乎一字不差地重復了我起初在口頭上后來又通過書面形式提出的反駁7—9月計劃的論點，而這些論點曾經(jīng)是他和政治局大多數(shù)委員一道所批駁過的。由于政治局的全體委員對這件事的原委都十分熟悉，因此斯大林在當時還不可能想到要把舊計劃的責任栽在我的頭上。相反地，他怪罪于總司令及其屬下的“斗雞式戰(zhàn)略家”，也就是那個在7月間總司令部改組時斯大林所依恃的古謝夫?！苍谀欠庑爬?，斯大林爭論道：〕“……究竟是什么東西使總司令（大本營）堅持舊計劃的呢？顯然，只是一種固執(zhí)己見，也可以說，就是派別成見，最愚蠢和對共和國最危險的派別成見，這種派別成見是斗雞式的‘戰(zhàn)略家’古謝夫在總司令部里培植起來的……”①

作為西南戰(zhàn)線總司令，并因此要對斯大林的一意孤行的戰(zhàn)略負嚴重責任的葉戈羅夫，要用比較有利于自己的對1920年的軍事行動的解釋，來減輕他的錯誤的嚴重性，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但是，葉戈羅夫在事情發(fā)生9年之后，在“關于西南戰(zhàn)線扮演著災難性角色的神話”，用他自己的說法，已經(jīng)得到明確的肯定，而且甚至于成為戰(zhàn)爭史的一部分的時候，才企圖為自己辯護，這一事實卻立刻引起了懷疑。事實上，所以遲延的原因，是軍隊和國家由于波蘭戰(zhàn)役的失利而遭受到巨大的苦難，他們對任何歪曲事實的做法，特別是出自對這次失敗負責的人們的歪曲，將會感到很大的憤恨。他不得不等待時日并保持緘默。

至于我這方面，本著為整個政府的威信著想以及不愿意把爭論引入已經(jīng)就夠紛擾不堪的軍隊內(nèi)部去的精神，我沒有在公開場合說過一個字來提醒他們關于這次戰(zhàn)役之前進行的激烈爭辯。葉戈羅夫只有等到極權(quán)主義政權(quán)建成之后才能出來進行反駁。小心翼翼的葉戈羅夫自己是做不了主的，這本書毫無疑問是直接受斯大林的指示寫的，雖然看來令人難以置信，這本書里卻始終沒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讓我們記住，系統(tǒng)地審查歷史的最初階段就是從1929年開始的。

但是，雖然葉戈羅夫企圖減輕斯大林和他本人的罪過，他還沒有企圖把罪責加在另一方的頭上。伏羅希洛夫在1929年發(fā)表的由他簽署的徹頭徹尾辯解性的文章《斯大林與紅軍》里也沒有這樣做。伏羅希洛夫含糊其辭地說道：“由于我軍在華沙附近的失利，中止了已經(jīng)準備好的向利沃夫的前進，這時距離華沙僅10公里的騎兵軍也中止前進了。”然而，事情不能僅止于自我表白。

“在我看來我軍的形勢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皮爾蘇茨基這樣寫道，“在黑暗的地平線上我所見到的一線光明是布瓊尼無法向我軍后方發(fā)動進攻……這個弱點已經(jīng)由第十二軍暴露出來了?！备鶕?jù)斯大林委員的命令，這個軍沒有支援圖哈切夫斯基的部隊，卻同它失去了聯(lián)系?！埠脦啄曛?，為了替斯大林的行動辯護，《紅星報》憤怒地叫喊道：〕“為了掩蓋他的可惡的、失敗主義的指揮調(diào)動，叛徒托洛茨基故意地有意識地造成第一騎兵軍向北方的調(diào)動，大概是去支援西方戰(zhàn)線的吧。”不幸的是，我可以再加一句，我造成這次調(diào)動還是太晚了一些。如果斯大林、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這幾個無知之徒不到加里西亞去“獨自作戰(zhàn)”，如果紅軍的騎兵能及時趕到盧布林，紅軍就不會遭受到那種慘敗了。由于這場慘敗，我國被迫接受里加和約，它把我國同德國分割開來并因而對兩國以后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堅決向華沙的進軍引起了希望之后，接踵而來的失敗像地震一樣地震撼了全黨，打破了它的平衡，并且在所謂的工會討論中得到部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