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巴黎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勒戈去了南方,在瑞士找到了一份安穩(wěn)的工作。穆尼耶被迫將《精神》雜志遷往自由區(qū),并被告知該雜志只能再出有限的幾期(許可證只允許再出六期,在穆尼耶入獄后停刊)。巴贊被迫去尋求基督教青年學生會,該團體在戰(zhàn)前支持過萊熱,而且德國人允許它繼續(xù)存在,無疑因為它在政治上無害。巴贊給萊熱寫了一份關于該團體的詳細報告,并表達了對這個團體缺乏核心的失望。他說,該團體自覺而虔誠,關注“高雅天主教知識分子”的“風格”,甚于關注任何實際的事情。巴贊需要紀律、力量、熱情和關注社會。用他自己的話說,他需要“勒戈”。他不再為自己缺乏虔誠而感到羞愧,承認自己從來不懂“優(yōu)雅感,我從來沒有注意的內(nèi)心深處的‘那個神秘領導者’”的樂趣。宗教對他的安慰,是它提供的背景和詞匯。
在基督教青年學生會的一次會議上,巴贊被介紹給邁迪厄神父,他是多明我會牧師,他的聰慧與個人力量吸引著巴贊。邁迪厄曾經(jīng)是重要雜志《精神生活》編輯部成員,該雜志在1940年被納粹取締。巴贊見到邁迪厄時,邁迪厄正在想方設法地繼續(xù)該雜志的傳統(tǒng),邁迪厄聘請巴贊幫助他與維希的宣傳活動所產(chǎn)生的影響作斗爭。邁迪厄不僅有興趣通過廣播進行抵抗,而且有興趣鼓勵知識分子在這個黑暗與沉默的時期通過演講進行抵抗。當時,在巴黎定期出版的所有報刊都是經(jīng)德國人批準的,這種情況使這些報刊“乍看起來”沒有可讀性。邁迪厄加強了巴贊畢生堅持的信念,即遵紀守法與充滿激情的思想,必然使人獲得正確的道德行為與“美好生活”。納粹已經(jīng)有效扼制了這種思想,或者使它銷聲匿跡,邁迪厄、巴贊和其他幾個人組成一個勒戈小組,目的在于表明這種思想仍然活著。
在邁迪厄鼓勵下,巴贊的第一個沖動是創(chuàng)立一份時事通訊,為生活在維希法國的人們詳細報道巴黎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眾所周知,貝當由于害怕滋擾德國,對未占領區(qū)法國知識分子的壓制,遠遠超過巴贊了解的對巴黎知識分子的壓制。巴贊希望激勵那些躲避納粹的知識分子回到巴黎,或在南方組織有效的活動。
這個理想主義計劃由于眾多現(xiàn)實的原因而被放棄,但是這個過程使巴贊學到了許多出版知識。他看到,以擁有弗朗索瓦·莫里亞克、丹尼爾-羅普斯和喬治·烏爾丹這些作者為榮的大型天主教月刊《新時代》的編輯們,以《現(xiàn)代》的名義復刊了他們遭到取締的雜志。通過不定期和沒有正式順序的出刊,他們逃脫了納粹的封鎖。邁迪厄、巴贊和他們的勒戈小組計劃用同樣的方法復刊《精神生活》。整個冬天和1941年春,他們?yōu)橐环荼凰麄兠麨椤跺忮恕返碾s志編輯了最初幾期的稿件。這幾期雜志準備交替探討精神生活、文化生活問題,以及社會生活的專業(yè)基礎。
巴贊被指定為第三期的編輯,該期的焦點是教育改革。在這份“抵抗時期”的小型雜志上,他發(fā)表了一生中寫作的數(shù)百篇文章的第一篇。但是,當他意識到要被迫將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為“安德烈·布拉西什”,以避免來自圣克魯?shù)姆磽魰r,初次發(fā)表文章的興奮心情大打折扣。他的恐懼無疑是真實的,因為這篇文章抨擊了這所師范學校提供的教育類型。但是,這篇文章更表達了巴贊對教師生活與工作的無限崇敬。帶著明顯的敬意,巴贊引用了夏爾·佩吉自相矛盾地贊美教師的詩句:教師是傳統(tǒng)的傳承者又是傳統(tǒng)的破壞者,是社會的保衛(wèi)者又是社會的最激進的革命者。巴贊在文章中寫道:如果圣克魯是成功的,每一位教師都將回到自己的家鄉(xiāng),傳授能夠給社團帶來自我同一性與持續(xù)性的文化知識。但是,巴贊也要求這種同一性有所改變,以便社團能夠擺脫對傳統(tǒng)的盲從而理智地走向未來。巴贊號召教師們要在各個領域保持專業(yè)地位,因為只有通過興趣的多樣性才能避免依附教條或拋棄過去。他總結(jié)說,優(yōu)秀的教師要準備從事枯燥而沒有報酬的勞動,即使這種勞動也許經(jīng)常使他遠離他希望改善的那個社團。
巴贊寫作此文和編輯這期雜志的時間是1941年圣誕節(jié)前一周,地點在拉羅謝爾。他將這個時期描述為難以置信的艱苦工作的時期,而且伴隨著精神上的冷漠。這項艱苦工作源自他已經(jīng)開始準備即將到來的秋季畢業(yè)考試。他的精神冷漠,一定程度上歸因于他在遠離巴黎時強迫使自己與世隔絕。人們可以從他的信中讀到這種不斷加深的焦慮,當他準備使自己屈從于自己并不信任的教育邏輯時,他的這段生活籠罩著對考試的恐懼。整個夏天,他不見任何人;9月下旬回到首都時,他甚至遠離巴黎的朋友和學習小組。
1941年10月3日,巴贊給萊熱寫了一張潦草得難以辨認的便條。他寫道:“一場災難打擊了我,我因口試不合格而被淘汰。更準確地說是他們舍棄了我,因為我在詳細講解一篇文章時結(jié)結(jié)巴巴?!北M管筆試很成功,但是當他在口試過程中發(fā)表對拉辛和波德萊爾的見解時,緊張的情緒影響了口試成績。雖然評委會存在意見分歧,但是最終不肯讓步,拒絕考慮考生參加口試時難免情緒緊張的因素。巴贊認為,可能是自己對圣克魯?shù)奶孤逝u導致了學校對他的這種態(tài)度。
當然,他在一年之內(nèi)還有機會參加第二次專業(yè)考試。況且,第一次專業(yè)考試失敗在法國很普遍,幾乎成為所有人都要經(jīng)受的入行儀式。但是,這次挫折對巴贊的肉體和精神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因為這意味著他將立即失去政府獎學金并有可能使他無法繼續(xù)在巴黎生活。然而,由于占領時期人力短缺,巴贊在位于巴黎十六區(qū)奧特伊街的讓-巴蒂斯特·賽伊中學獲得了“學監(jiān)”的職位。在這里,他被迫每天為出身富貴家庭的學生,安排他經(jīng)常感到荒謬的課程,這給了他觀察教育內(nèi)幕的機會。面對失敗的恥辱和他經(jīng)常譴責的體制的現(xiàn)實,他決定不再使自己受制于“自稱評委會的有組織的白癡”。因此,1942年新年到來之際,他徹底放棄了這份他長期以來希望為之奉獻終生的職業(yè)。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完全終止學業(yè),因為他仍然是圣克魯?shù)脑趦詫W生,正在完成一篇論述波德萊爾詩歌的宗教觀的論文。然而現(xiàn)在,他感到自己走上了另一條人生之路:為自己而不是為一份職業(yè)而學習。
1942到1944年,是巴贊發(fā)生危機的時期。首先,他的健康狀況顯著下降。他得了慢性咽峽炎,病情因缺乏暖氣、食物和衣物而加劇。黑市已經(jīng)穩(wěn)固地在巴黎建立起來,自然的等級劃分,使巴贊這個沒有什么關系的“學監(jiān)”處在衣食清貧的最底層。再說,他也不是那種為了爭取更多東西而戰(zhàn)斗或乞討的人。
這個時期,他幾乎沒有得到任何支持。1941年秋,他的密友居伊·萊熱決定加入多明我會。巴贊將這件事看作一次小小的背叛,他敬畏萊熱的自信精神和自我引導意識,但他無法接受與萊熱斷絕兄弟關系的決定,哪怕是暫時的斷絕。巴贊就這個問題所寫的信非常有價值,他說:“我們?yōu)閯e人工作,為我們的存在尋找實在的證據(jù),因為社會行為使我們與自己聯(lián)系起來?!睘榱巳R熱提倡的僧院生活,為了服務上帝而放棄知識分子生活,需要信仰“無形事物”,巴贊說自己永遠無法形成這樣的信仰。當巴贊將自我歸于“虛無”時,人們可以明顯感到薩特的影響。
處在離群索居的狀態(tài),巴贊對自我的評價直線下降。他以病態(tài)的心理反省他放棄的教師職業(yè),即便在考試的恥辱本身被淡忘之后,他仍然保留著自己無用的感覺。他曾根據(jù)自己為別人所做的工作定義自己,而現(xiàn)在這份工作被他拒絕了。接下來的兩年,巴贊在巴黎為擺脫自己的精神危機而奮斗,此時的巴黎正在學習應對軍事占領、物資短缺以及暗淡的前途。他主要是通過重建知識分子的友誼氛圍應對自己的精神危機,在這種氛圍中他始終能夠感受到非凡的活力。更準確地說,他的朋友們以熱烈的態(tài)度再次邀請他參加談話和聚會,并最終參加到組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