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贊在多位思想家的影響下成長，全面吸收了穆尼耶和勒戈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他接觸這兩位思想家時只有二十一歲。與他們一起，巴贊開始通過學習小組、書信和演講積極投身自己的文化事業(yè)。巴贊是否將發(fā)現(xiàn)其他類似的良師益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因為他像1939年下半年的大多數(shù)法國人一樣，發(fā)現(xiàn)自己背起行囊進入了軍營。一次打擊終結了他的成長年代，這次打擊使他曾經努力爭取的修養(yǎng)和希望變得無足輕重。在距離家鄉(xiāng)拉羅謝爾不遠的波爾多仙特拉伊軍營，他看到自己的精神和祖國的精神瀕臨崩潰。這就是“奇怪的戰(zhàn)爭”，巴贊第一次遇到了令他窒息的精神苦惱。

巴贊感到絕望，因為他意識到自己已經停止閱讀，而且?guī)讉€月前對他來說還是如此重要的思想，在仙特拉伊黑暗的坑道里已經沒有了立足之地。他每天遇到的面孔和軍營里談論的話題，對他來說都顯得如此陌生。一天，一名年輕的新兵從他身邊經過，他注意到這名新兵上衣翻領上別著基督教青年學生會獎章。平時羞怯的巴贊立即向他做自我介紹，這名新兵就是后來成為巴贊終生密友的居伊·萊熱。

基督教青年學生會是公教進行會的學生軍。雖然促使該組織誕生的動力同樣激發(fā)過穆尼耶和勒戈，但是相對于社會活動，該組織更傾向于個人的新生和虔誠的行為。而且，基督教青年學生會給學術研究帶來了廣闊的文化和宗教視野。巴贊的推測是正確的，他與萊熱有許多共同愛好。

他們幾乎立即創(chuàng)辦了自己的討論小組，并且為了擴充成員，尋求當時在波爾多的著名知識分子，如路易·拉韋爾和丹尼爾-羅普斯。巴贊尤其被丹尼爾-羅普斯吸引，因為他對當代小說技巧產生了濃厚興趣，丹尼爾-羅普斯已經出版多部頗具影響的小說。1939年冬到1940年春，兩人頻繁會面。

為了消遣，萊熱和巴贊手挽手地去波爾多的電影院看電影。他們對于電影的迷戀，也許僅僅是因為萊熱的父母擁有一家連鎖電影院，這可以讓萊熱免費看電影，這份恩惠還擴展到了“一位客人”，這位“客人”將永遠是巴贊。每當看完一場電影，兩人都要花幾個小時進行討論和思考。萊熱看過的電影比巴贊多得多，他試圖通過對比他們看過的新電影和巴贊記得的老電影，使這位新朋友形成電影歷史的意識。同時，巴贊正在試圖通過溫習電影理論以形成電影歷史的意識，總體來說，電影理論包含的社會內涵多于美學內涵。即便是在這個時候，他已經表現(xiàn)出反對偶像的個性，這種個性后來使他推翻了如此之多的電影偶像。他似乎總是偏愛卡爾內、克萊爾或雷諾阿的某些次要作品，在這些作品中尋找和確認他擁護的某些新思想。他很快并且由衷地重視表面看來不可救藥的好萊塢產品。當時，巴贊正在經歷著無法逃脫的第一波批評的沖動，萊熱說，這種沖動通過任何和所有電影得到釋放。通過電影，兩人將“奇怪的戰(zhàn)爭”變成了他們一生中最快樂和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期，但是德國人的入侵結束了這個時期。

1940年4月，萊熱通過了軍官訓練學校的軍事考試，巴贊沒有通過，這對朋友從此各奔東西。萊熱被派往靠近前線的地方，巴贊被派往靠近西班牙邊境的波城。他給萊熱寫信訴說自己如此遠離前線的內疚感，但他也意識到，他的這種自我犧牲沖動幾乎不能算作愛國熱情。他說，這種想法來自個人無足輕重的集體意識。巴贊的無精打采，加上生了一場病，以及法國前線的迅速崩潰，使他處于嚴重的壓抑狀態(tài)，即使求救于他的宗教信仰也沒能使他振作起來。他不得不向虔誠的教友們承認，他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去祈禱了。6月上旬，比利時人與法國北部的難民向南部遷移，使巴贊處在絕望的情緒中，每天都有難以置信的德國人大舉進軍的報告。

絕望之中，巴贊求助于一位精神病醫(yī)生。巴贊與這位精神病醫(yī)生的會面很重要，因為這次會面的失敗使他謹慎地將心理學看作通向真理與健康的一種手段。當他被告知避免閱讀消極書籍的時候，他感到好笑?！斑@位杰出的精神病醫(yī)生要求我放棄閱讀所有消極的書籍（實際上包括所有的當代文學作品），如同他要求我戒煙。這位精神病醫(yī)生確實是個聰明人，但他只知道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待事物。我夢想立即見到一位聰明、有教養(yǎng)、略通心理學的精神導師?！蓖瑫r，病情的惡化和郵政服務的癱瘓，加劇了這個時期對巴贊來說最不能容忍的事情——精神孤立感。

1940年仲夏，德國人的徹底勝利使巴贊復員，將他從內疚的危機中解救了出來，因為復員使巴贊將他極端敏感的智力從內心生活轉向在巴黎與維希如此安心地建立的新政體。在給萊熱的信中，巴贊描述了法國殘存的文化機構的欺騙性與明顯的偽善性。他的憤怒主要針對新聞界與神職人員，兩者都在制造“妥協(xié)”。同時，他還深入分析這種狀況，甚至他將這些人看作真正的敵人，也就是浮夸的民主和貪婪的資本主義的無助的爪牙，這個真正的敵人不僅導致國家衰退并導致其迅速戰(zhàn)敗，而且如今又乞求在新政體中獲得一席地位。巴贊在拉羅謝爾待了大約兩周后，就建立了另一個精神小組，這次是與新教牧師和革命者阿貝·巴爾博合作。他們試圖合作招募其他人，以解決降臨在國家的并以令人厭惡與毫不費力的方式接受的政治、哲學和道德災難。

那年夏天，大批知識分子撤離巴黎，《精神》雜志編輯、戲劇評論家皮埃爾-埃梅·圖夏爾撤退到了拉羅謝爾附近的一個半島，巴贊他們的小團體得到鞏固。巴贊經常騎自行車去拜訪這位撤退者。圖夏爾回憶說，當他們用鐮刀去割茂盛的青草喂他的兔子時，他們的談話自然而然地從政治轉向自然與文學。圖夏爾認為巴贊應該開始創(chuàng)作小說，因為巴贊的描述能力如此之強，對敘事理論的理解能力如此細膩。但是，巴贊知道自己缺乏編故事的天賦。他想做的是，完善自己在理解與表達藝術和文化復雜性方面的能力。這意味著，他將自學比在圣克魯學到的更多的哲學知識。圖夏爾對令巴贊自命不凡的詞匯量感到惱火，巴贊堅持使用在詞源學上意義精確的術語，仿佛在為某項任務而訓練自己。

11月上旬，巴贊回到圣克魯師范學校，恢復中斷的正式學習。德國人已經開始解雇教授。接著，11月9日發(fā)生了一場“神秘”大火，燒毀了圣克魯?shù)拇蟀雮€圖書館。由于這些事件，巴贊被迫住到一所中學，他的分分秒秒都被控制，除了宵禁時間。駐扎在圣克魯?shù)牡聡娙私庸芰丝Х葟d、聚會場所與大部分學生公寓。他們還沒收了巴贊的筆記和書本。最糟糕的是，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壓力下，他們不可能讓勒戈小組和精神小組重新恢復活動。

巴贊總覺得法國公眾教育體制無能，這次占領只會增加他的憤怒。他將法國教育看作獎賞盲從于官僚作風和“慣例”的浪費而虛弱的機構。他指責說，那些在圣克魯獲得成功以及成為主力教師與政策制定者的人是候選人中最僵化的，他們從來沒有向自己的上級提過任何問題，他們的唯一目標就是“在體制中獲得成功”。德國人在這個體制中所作的改變，使巴贊向來懷疑的這個體制的核心的腐敗制度化了。巴贊頻繁離開圣克魯，到他能在巴黎找到的任何邊緣群體避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