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我從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寶的學校已經遷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寶的小樓里。那地方真清靜，晚上七點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寶一起聊天，我們隔了一張寫字臺對面坐著，談了許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時他處在創(chuàng)作旺盛時期，接連寫出了《蛻變》、《北京人》，我們談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吳天改編、上海劇藝社演出），他表示他想改編，我鼓勵他試一試。他有他的“家”，他有他個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寫一部他的《家》。１９４２年，在泊在重慶附近的一條江輪上，家寶開始寫他的《家》。整整一個夏天，他寫出了他所有的愛和痛苦。那些充滿激情的優(yōu)美的臺詞，是從他心底深處流淌出來的，那里面有他的愛，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淚，有他的靈魂的呼號。他為自己的真實感情奮斗。我在桂林讀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贊嘆他的才華，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當時就想寫封信給他，希望他把心靈中的寶貝都挖出來，可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978年，我才把心里想說的話告訴他。但這時他已經滿身創(chuàng)傷，我也傷痕遍體了。

巴老又寫道：

1966年夏天，我們參加了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那時“文革”已經爆發(fā)。一連兩個多月，我和家寶在一起工作，我們去唐山，去武漢，去杭州，最后大會在上海閉幕。送走了外賓，我們的心情并沒有輕松，家寶馬上要回北京參加運動，我也得回機關學習，我們都不清楚等待我們的將是什么。分手時，兩人心里都有很多話，可是卻沒有機會說出來。這以后不久，我們便都進了“牛棚”。等到我們再見面時，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蕭珊（巴金老的夫人——引者注），他失去了方瑞（曹禺老師的第二任夫人——引者注），兩個多么善良的人！

在難熬的痛苦的長夜，我也想念過家寶，不知他怎么樣挨過這段艱難的日子。聽說他靠安眠藥度日，我很為他擔心。我們終于還是挺過來了。相見時沒有大悲大喜，幾句簡簡單單的話說盡了千言萬語。我們都想向前看，甚至來不及撫平身上的傷痕，就急著要把失去的時間追回來。我有不少東西準備寫，他也有許多創(chuàng)作計劃。當時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橋》寫完?！稑颉肥窃诳箲?zhàn)勝利前不久寫的，只寫了兩幕，后來他去美國講學就擱下了。他也打算續(xù)寫《橋》，以后幾次來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時間，我們談得很多。他時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勸他少些顧慮，少開會，少寫表態(tài)文章，多給后人留一點東西。我至今懷念那些日子：我們兩人一起游豫園，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板店吃“糟缽頭”；我們在北京逛東風市場，買幾根棒冰，邊走邊吃，隨心所欲地閑聊。那時我們頭上還沒有那么多頭銜，身邊也少有干擾，腳步似乎還算輕松，我們總以為我們還能做許多事情，那感覺就好像又回到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門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