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老板的話題上。保守和開放都是相對的，以前跟任遠、岳偉他們在一起混，因為我財力心力都不足，所以總顯得畏首畏尾，保守有余，魄力不足。后來自己出去闖蕩，吃過虧，也遇到過好人提攜，翅膀硬了些，底氣比以前強得多了，房產、股票什么的都涉及一些，風險意識明顯提高了。我在逐漸從保守派轉向開放派。遇到這位老板，我在他的眼里變成了十足的“冒進派”，大有當年慈禧太后痛恨康梁變法的勢頭。我的很多動作都被劃進“不規(guī)范”的圈子，繼而造成冤假錯案，時間久了，我真覺得自己比竇娥都冤。

3G那個單子，最后還是我頂著“抗旨不尊”的大罪名按照我的原計劃行事，最終完美收場了。在以量化考核的企業(yè)里，業(yè)績就是一切，他有我這么一個得力的下屬，高興才對，何必當那個“老板著臉”的怪物呢？他頂多也就是在全方位評估的時候給我個“小團體主義”、“不主動與上司建立一致性”等無關痛癢的小毛病，明眼人都知道，這就是政治斗爭的花樣名詞而已。

唯一有點可惜的是，那一年，我去美國總部參加培訓的機會丟失了。部門的人都想當然地以為我要去，結果我沒去。我最得力的一個下屬說：“老大，你做了這么大一個單，總可以去拉斯維加斯爽一把了吧？”我說：“Goahead！”

下屬不明就里，還傻乎乎地說：“那么痛快就說goahead了，看來你這次真是出風頭了。”

我說：“不是goahead，是Goahead。去個頭！”

1直屬上下級年齡相差越大，就越容易發(fā)生矛盾。因為年紀大的人顧慮多，既要考慮全局的利益，又要保全自己的地位。而年輕的人仗著一股子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沖勁兒，喜歡劍走偏鋒、險中取勝。我不主張冒進，但是我支持冒險。有道是“富貴險中求”，風險與收益從來都是相伴而生的。戰(zhàn)略上我們要穩(wěn)妥，戰(zhàn)術上不妨走些險招。毛澤東為什么能夠用兵如神？一方面是他理論研究得好，另一方面是他膽子大，蔣介石想不到、想到做不到的，他都敢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