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0年12月上旬與約翰?列儂進行了這次訪談，地點在他經(jīng)紀人位于紐約百老匯的辦公室，居高臨下，遠離白晝的喧囂車聲，就在紐約百老匯音樂重鎮(zhèn)的中央。我們和洋子一起，在一間嵌著核桃木壁板的巨大會議室里，多少有點遺世獨立的感覺。

洋子幫了很大的忙，當話題變得比較不確定時，她總會視情況補充幾句，把焦點重新拉回來。因為洋子跟我們一樣是Beatles/約翰?列儂的歌迷，每當約翰表現(xiàn)出難以克制的幽默感，她也會忍不住笑出聲，并對他的一些主張和想法感到敬畏。她充分理解，也能分享那屬于美好舊時光的披頭狂潮(Beatlemania)。

一如許多只屬于特定時期的事件或主張，這次訪談有許多內(nèi)容是出于直覺與當時的風潮——Arthur Janov博士就是后來被無情揚棄的熱門名詞之一。

而我猜想約翰對這次訪談多少也有同樣的感覺。有些地方可以看到他提出的警告，說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話講得太多，并且一變再變的家伙，不斷把先前的主張置之于腦后，揚棄自己不再信服的理論。這是成熟藝術家的天性，不斷追求新的門道、新的構想。

這次訪談是Beatles解散之后，約翰第一次滔滔不絕地將事情和盤托出，或至少透露了其中的一大部分。姑且不論后來他在若干特定想法與觀點上的改變，這仍然足以視為一份重量級的宣言——關于Beatles的解散(因為約翰是他們的隊長)，以及約翰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種種。它應該被視為一份歷史文獻，同時也是一次重要的揭露。訪談中有一小部分，幾乎都是零碎的內(nèi)容，是在圣誕節(jié)后通過電話錄音采訪加上去的。

我曾經(jīng)試圖為這次訪談加上更多的深度討論，讓這本回憶錄能更完整、更斬釘截鐵，但后來約翰對這件事不再感興趣。所以這里呈現(xiàn)的內(nèi)容，就是當初事件的原貌，只是在事后編輯時做了些細小的修飾。

這次訪談主要是基于個人的承諾(一部分也是為了宣傳當時即將發(fā)行的個人專輯John Lennon/Plastic Ono Band，在我與約翰持續(xù)交涉了大約兩三年之后才促成，事情始于Two Virgins照片刊登在《滾石》雜志的那期封面(1968年11月23日)，繼而是約翰為多倫多和平音樂節(jié)(Toronto Peace Festival)寫的文章(1970年4月16日) h，后來則是一次在他們位于Ascot i的住處與洋子的兩小時會談。當時約翰不愿意下樓來見我，據(jù)洋子說，是因為他“太緊張了”(too paranoid)。

打過許多電話之后，我們終于在1970年6月見了面，當時他與洋子趁著到洛杉磯造訪Janov的期間，順道至舊金山一游。我和我的妻子Jane與他們共度周末，帶他們在舊金山走馬觀花。我們四人來到一間空蕩蕩的戲院，看了下午場的Let It Be，那部記錄Beatles解散過程的電影。電影結束時，我們多少都被感動了——無論是身為親身參與的一分子，還是忠實的歌迷——我們都流下了眼淚。

大約五個月之后，約翰、洋子與我在紐約見面，終于記錄下了他對Beatles時期的回憶。

約翰?列儂是當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訪談中或有瑕疵，但這一切都在你手上了：一份來自有史以來最成功藝人的回憶錄。

1971年于舊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