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照著豐子愷和張樂平的畫臨摹，有時到了如癡如迷的地步。我也寫字。由于張廉卿是范伯子的老師，所以我們家對他的書法十分推重，我從小學(xué)他的字，每天懸腕對臨。有一年暑假，我滿嘴長了胡子瘡，擦著紫藥水，像個小魔鬼。一向愛漂亮的我把門鎖上，從早到晚羞與外人接觸。除此便收集郵票，那時沒有錢買，就從偶然收的家信中撕下來一張張積累，連很普通的、不值錢的郵票，我也認(rèn)為趣味無窮。我們小時候老實得很，連向別人要舊郵票都不敢的，因此搜集的速度之慢，可以想象。直到二兄1945年去香港之后，他從銀行里的信件上取下一批批的外國郵票寄給我，我才漸漸收集了幾大本。當(dāng)我成名之后，我不僅愛集郵，而且我畫的郵票得到了最佳獎，成了小郵迷們的崇拜對象。我總忘不了我少年的困境和對美的追求。

我八歲之后，家庭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大兄因為參加革命，遭到追捕，幾乎喪命，離開家園，到蘇北打游擊去了；二兄也為生活所迫，跟舅父去香港謀生。我從小不愛和女孩子玩，一個姐姐、一個妹妹對文學(xué)又一竅不通，所以我很孤獨(dú)，懷念著兩位才情出眾的兄長。他們也很喜歡我的。二哥的生活漸漸好一些了，經(jīng)常寄糖果和書刊給我。大兄則一直為革命奔走，常囊空如洗，挨餓受凍；但他還是想著我，給我寄回過十只石猴，那是刻工粗糙的藝術(shù)品，我竟然讓它們排隊睡在我的枕旁，每天給它們洗澡。1949年全國解放，在春節(jié)里，大哥穿著灰軍裝、背著盒子炮回到家中，我的家庭從此開始了布滿陽光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長，1957年大兄成了右派，我們家也跟著倒霉了二十年。史無前例的浩劫，又使我失去了母親和大兄，二兄憂郁而死。每想到這一切，我都感到一陣悲哀。普天之下每一個善良的家庭，都不愿中國再演這歷史的悲劇。父親在1984年年初也謝世了，姐姐是1983年病故的。我的家，在歷盡了悲歡之后，終于剩下了我孑然一身。我一生的遺憾是沒有盡為人子之道，沒有給父母兄長更多的幸福和快樂。

我上中學(xué)之后，開始頑皮，成績也江河日下，只有文學(xué)永遠(yuǎn)在全班執(zhí)牛耳。我對數(shù)、理、化沒有絲毫的興趣，所幸范氏大代數(shù)書很厚，正好在書的邊角上畫卡通。每一頁畫的動作，略有區(qū)別而有連續(xù)性，用相當(dāng)?shù)乃俣确啠憧捎羞\(yùn)動的效果。畫人吃包子、踢足球、小孩兒推磨，無奇不有。同班的顧樂夫，今天也是一位名畫家了，畫得更出神入化，竟至有一次數(shù)學(xué)教師馮德吾忽然問顧樂夫三的四次方是多少，他說“二十七”，引得哄堂大笑；接著再問我，我說“二十七再乘三”，雖然我心算不行說不出得數(shù)，卻也博得了滿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