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分子在內(nèi)心深處，普遍對于從事觀念和知識活動較為輕視，所以很難擺脫成王敗寇的思維。黃仁宇在《黃河青山》中提到當時一個美國博士多克·巴內(nèi)特（DockBennett）的感覺。他認為：“民主同盟令人失望。這個組織的成員都是理想色彩濃厚、誠心誠意的人，雖然怨氣沖天，但毫無解決問題的邏輯?！?3

黃仁宇說在巴內(nèi)特訪問過的成員中，“沒有一位能對問題提出前后一致的解決之道。原來民主同盟不過是知識分子的結盟，沒有真正植根于中國社會。被謀殺的教授之一是詩人聞一多，他和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羅隆基一樣，都在美國受教育，念過芝加哥藝術研究所和科羅拉多學院。他們的生活并沒有延伸到學術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們的背景使然，特別討好那些以概念方法來了解中國的美國觀察家。他們都說同樣的語言，因此在這些不幸的中國學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說來矛盾，這些中國學者批評美國、贊美蘇聯(lián)時特別有勁，因此許多國民黨官員受夠他們的偏心和嘲諷，稱他們是‘羅隆斯基’和‘聞一多夫’”。24

黃仁宇和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是同一輩人，他們共同的人生經(jīng)歷和處境（特別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經(jīng)歷），很容易產(chǎn)生思想共鳴。黃仁宇在他晚年的回憶錄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歷史意義。他認為：“至于特定的發(fā)展，我們必須承認，在毛澤東的時代，中國出現(xiàn)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擁有農(nóng)地的現(xiàn)象?！?5

了解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設想，如果黃仁宇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回到中國，他對中國的觀感，也會與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相同，至少作為歷史學家，何炳棣在當時并沒有看出中國歷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觀察歷史真相的知識準備嗎？不能這樣認為。1936年8月8日《吳宓日記》有這樣的記載：“夕7─8獨坐氣象臺觀晚景，遇歷史系三年級學生何炳棣。談甚洽。宓為何君述對于中國近世歷史政治之大體見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維新Reformation）派敗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勝，然右派之學識較深宏而主張較正確。（二）日本之一貫政策，為破壞中國之統(tǒng)一政府與中央集權。中國人則為虎作倀，自壞其綱紀規(guī)律與忠誠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號呼救國，殊類南轅北轍……何君以為然。其見解頗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學識之崇博，何君擬即從寅恪請業(yè)云。”26從這段史料可以判斷，上世紀70年代初，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識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別是聯(lián)系到當時中國剛剛恢復在聯(lián)合國的主權地位這一事實，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聯(lián)大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感。

三

一個睿智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現(xiàn)象所迷惑，必須在思想上保持對某種制度的基本判斷，這種判斷依賴知識背景，排斥個人情感，理性的支撐以思想為基本后盾。

在歷史上，對極權制度產(chǎn)生錯覺的現(xiàn)象并不鮮見。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種考慮把真相留給歷史，當時只說出假象，比如羅曼·羅蘭。但也有一些知識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氣，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識信仰，比如紀德。但更多情況下，對極權制度的錯覺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傾向。

1926年夏天，胡適對莫斯科作過三天的訪問，后來他在給張慰慈的信中，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實踐基本作了肯定的評價，為此他曾和徐志摩發(fā)生過一些爭論。胡適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面對蘇聯(lián)，何以會與徐志摩對蘇聯(lián)的評價完全不同？其實主要還是對真實情況的了解程度和知識觀念之間發(fā)生了偏差。因為他當時對蘇聯(lián)社會主義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見也就不同，觀念不清晰，懷疑就無從談起。而徐志摩一開始就對這種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蘇聯(lián)去，但徐志摩筆下的蘇聯(lián)卻是這樣的情景：“入境愈深，當?shù)厝嗣竦目鄾r益發(fā)的明顯?！?7徐志摩寫《歐游漫錄》前后關于蘇聯(lián)的言論，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對莫斯科的感覺是：“但莫斯科？這里沒有光榮的古跡，有的是血污的近跡；這里沒有繁華的幻景，有的是斑駁的寺院；這里沒有和暖的陽光，有的是泥濘的市街；這里沒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偉大的恐怕，慘酷，虛無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著；半凍的莫斯科河，你流著：在前途二十個世紀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領路的南針，在未來文明變化的經(jīng)程中，莫斯科是時代的象征。古羅馬的牌坊是在殘闕的簡頁中，是在破碎的亂石間；未來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間，是在人類鮮艷的血肉間。莫斯科，集中你那偉大的破壞天才，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類的子孫，多的來，不斷的來，像他們現(xiàn)在去羅馬一樣，到這暗森森的雀山的邊沿，朝拜你的牌坊，紀念你的勞工，謳歌你的不朽?！?8

1936年，紀德到蘇聯(lián)參加高爾基的葬禮，寫了著名的《訪蘇歸來》等一系列文章。紀德本人是蘇聯(lián)的同情者，認同社會主義事業(yè)。但他在蘇聯(lián)十周的經(jīng)歷，完全改變了他對蘇聯(lián)的印象。在莫斯科，紀德的感想是：“在這里，關鍵是讓人人相信，已經(jīng)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會更好；還讓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們幸福。要做到這一點，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國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這種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樣水準，甚至水準明顯低的情況下，俄羅斯工人也自認為很幸福，比法國工人還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們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賴和無知構成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