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與吃的神秘色彩則是炒作者賦予的，尤其是餐飲商家，似乎一經(jīng)文人點評題詠立刻身價倍增。于右任先生是陜西三原人，幼時口味總會有些黃土高坡的味道，倒是后來走遍大江南北，才能不拘一格。于右任先生豪爽熱情，從不拒人千里之外，所以不少商家求其題字，從西安的“陳記黃桂稠酒”題到蘇州木瀆的“石家飯店”，直至臺灣的許多餐館，都有他老人家客居時所留下的墨寶。張大千先生也算一位美食家，家廚都是經(jīng)過他的提調(diào)和排練，才能技藝精致，創(chuàng)出如“大千魚”、“大千雞”這樣的美味。我曾去過他在臺北至善路的“摩耶精舍”，園中有一烤肉亭，亭中有一很大的烤肉炙子，一側(cè)的架子上還有許多盛佐料的壇壇罐罐，上面貼著紅紙條，寫著佐料名稱。臺北人口稠密，寸土寸金，比不了他在巴西的“八德園”，可以任意呼朋喚友來個barbecue，于是只能在園中置茅草小亭炙肉，以避免煙熏火燎的煩惱。張大千客居臺灣期間也不時外出飲宴，據(jù)說在臺北凡是他去過的飯店生意就會特別好，我想這大概就是名人效應(yīng)吧。文人美食家除了是常人之外，更重要的首先是“饞人”，之后才能對飲食有深刻的理解、精辟的品評。汪曾祺先生是位多才多藝的文化人，對飲食有著很高的欣賞品位，其哲嗣汪朗也很會吃。我與他們父子兩人在一起吃過多次飯，飯桌上也聽到過汪曾祺先生對吃的見解，其實都是非常平實的道理。汪氏父子都寫過關(guān)于飲食的書，講的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確是知味之筆，十分精到。

王世襄先生是位能夠操刀下廚的學(xué)者，關(guān)于他的烹調(diào)手藝，許多文章總愛提到他的“海米燒大蔥”，以訛傳訛，其實真正吃過的并無幾人，我因此事問過敦煌兄（王世襄先生的哲嗣），他哈哈大笑，說那是他家老爺子一時沒轍了，現(xiàn)抓弄做的急就章，被外界炒得沸沸揚揚，成了他的拿手菜。先生晚年早已不再下廚，一應(yīng)飲食都是敦煌說了算，做什么吃什么，我常在飯館中碰到敦煌，用飯盒盛了幾樣菜買回去吃，我想他一定是不會很滿意，只能將就了。每逢舊歷年，總做幾樣家中小菜送過去，恐怕也不見得合他的胃口。

朱家先生和我談吃最多，常?；貞浥f時北京的西餐。有幾家西餐館我是沒有趕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說當(dāng)時西餐館中做的一種“雞盒子”，這種東西我也聽父親多次提到，面盒是黃油起酥的，上面有個酥皮的蓋兒，里面裝上奶油雞肉的芯兒，后來我也曾在一家餐館吃過，做得并不好。朱家先生還向我講起一件趣事，他在輔仁上學(xué)時與幾個同學(xué)去吃西餐，飯后才發(fā)現(xiàn)大家都沒有帶錢，只好將隨身的照相機押在柜上，回去取錢后再贖回來。當(dāng)然，那時的朱先生還沒有跨入“文人”的行列。

啟功先生也不愧為“饞人”，記得七十年代末，剛剛恢復(fù)了稿酬制度，彼時先生尚居住在小乘巷，每當(dāng)中華書局幾位同仁有拿了稿費的，必然大家小聚一次。我尚記得那時他們?nèi)サ米疃嗟酿^子是交道口的“康樂”、東四十條口的“森隆”，稍后崇文門的馬克西姆開業(yè)，啟先生也用稿費請大家吃了一頓。那個時代還不像今天，北京城的餐館能選擇的也不過幾十家而已。

上海很有一批好吃的文化人，他們經(jīng)常舉行小型的聚餐會，大家趁機見個面，聊聊天，當(dāng)然滿足口腹之欲也是必不可少的。如黃裳、周劭、杜宣、唐振常、鄧云鄉(xiāng)、何滿子諸位都是其中成員。上海是有這方面?zhèn)鹘y(tǒng)的，自二三十年代以來，海上文人就多以聚餐形式約會，這也是一種類似雅集的活動。上海的飲食環(huán)境勝于北京，物種、食材也頗為新鮮和多樣，不少久居上海的異鄉(xiāng)人也被同化，我很熟悉的鄧云鄉(xiāng)先生、陳從周先生、金云臻先生都是早已上?；漠愢l(xiāng)人。他們也都講究飲食，家中的菜肴十分出色。我至今記得在陳從周先生家吃過的常州餅和鄧云鄉(xiāng)先生家的栗子雞，那味道實在是令人難忘。

文人中也不盡是好吃的，不少人對飲食一道并無苛求，也不是那么講究。張中行先生是河北人，偶在他的《禪外說禪》等書中提到的飲食多為北方特色。他曾到天津一位老友家中做客，吃到一些紅燒肉、辣子雞、香菇油菜之類的菜，以為十分鮮麗清雅，比北京館子里做的好多了。1999年5月，我因開會住在西山大覺寺的玉蘭院，恰逢季羨林先生住在四宜堂，早晨起來我陪老先生遛彎兒聊天，他見到我第一句話就說：“這里的揚州點心很好吃?！逼鋵?，我對大覺寺茶苑中的廚藝水平十分了解，雖然那幾日茶苑為他特意做了幾樣點心，但其手藝也實在不敢恭維。聊天中老先生與我談起他的飲食觀，他說一生之中什么都吃，沒有什么特殊的偏愛，用他的話說是“食無禁忌”，也不用那么聽醫(yī)生和營養(yǎng)學(xué)家的話。

居家過日子，平時吃的東西終究差不多，尤其是些家常飲食，最能撩起人的食欲。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有一年冬天，天氣特別冷，我到燈市口豐富胡同老舍故居去看望胡清先生（那時還沒有成為紀(jì)念館），聊了不久，即到吃飯時間，舒立為她端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撥魚兒，她慢慢挪到自己面前對我說：“我偏您啦！”（北京話的意思是說我吃了，不讓您了）然后獨自吃起來。那碗撥魚兒透著蔥花兒包鍋和灑上香油的香味兒，真是很誘人，我突然產(chǎn)生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食欲，嘴上卻只好說“別客氣，您慢慢吃”，可實在是想來一碗，只是不好意思罷了。

文人與吃的關(guān)系或許可以這樣理解：文人因美食而陶醉，而美食又在文人的筆下變得浪漫。中國人與法國人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處，左拉和莫泊桑的作品中都有不少關(guān)于美食的描述，生動得讓人垂涎。法蘭西國家電視二臺有個專題欄目叫做“美食與藝術(shù)”，它的專欄作家和編導(dǎo)就是頗具盛名的蘭風(fēng)（Lafon）。2004年，我曾接受過蘭風(fēng)的采訪，談的內(nèi)容就是美食的文化與藝術(shù)，所不同的是，在法國只有藝術(shù)家這樣一個群體，卻沒有“文人”這樣一種概念。

“千里莼羹，末下鹽豉”，是陸機對王武子夸贊東吳飲食的典故，雖然對“千里”還是“干里”，“末下”還是“未下”歷來有著不同的看法，但莼羹之美，鹽豉之需確為大家所公認(rèn)，也許遠(yuǎn)沒有描繪的那么美好，只是因為有了情趣的投入，才使許多普通的飲食和菜肴詩化為美味的藝術(shù)和永不消逝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