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紙媒與電視遠看海峽對岸，一片混亂，鬧翻天。我曾三次造訪寶島，只是末一回去臺北，距今也有十二個年頭了。上周，因臺灣文學期刊《印刻》舉辦的年度“文學營”課席，去了幾天，看望臺北的老朋友，兼帶訪故宮，逛誠品書店——沒有阿扁與馬哥，也沒有藍綠陣營和貪污案，我看見的只是臺灣的日常，日常的臺灣。 

日常所見不免瑣屑而平凡，我的形跡無非是機場，海關，賓館，街市，搭計程車，看路上的人群，和朋友在酒吧夜談。臺北故宮大幅裝修過了，最高建筑“一零一”的北端現(xiàn)在是誠品的“旗艦店”，樓層內的咖啡座與各種時尚店，已近東京的水準。十多年前位于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正待停業(yè)翻修，附近街心花園的吳稚暉銅像，當阿扁主政時，已被拆除了……短暫逗留，我無意核對十多年來的變化，對島內的政治是非既缺概念，也沒意見。我所搜集的密集印象，僅只是交遇過往的生人與熟人，什么印象呢？很簡單，用大陸的說法，即“五講四美”，引祖宗的古語，就是“溫良恭儉讓”。

臺灣人情好，我早就領教的，但那時定居紐約，不以為珍貴，而今居住北京近八年，忽然置身臺北，可就處處看得稀罕，然而難描述。譬如“文學營”主辦方的迎送招待，全程沒有差錯延誤，沒有橫生枝節(jié)，大陸做不到這般周詳與準確；又譬如賓館服務敬業(yè)到令你詫怪，每個服務生會一再提醒你有訪客的留言，額外的請求俱可商量，交代的小事，絕對準時照辦；去隔壁連鎖店買個鹵蛋，摸出一把硬幣，掌柜的看我褲袋里零錢太重，不吱聲，迅速數(shù)過，換給你整數(shù)紙幣；在故宮買畫冊，臺幣不夠，人民幣能用嗎？——臺北尚未如香港那樣通用人民幣——營業(yè)員稍有遲疑，進去問過，歡天喜地回說可以，倒好像是她的麻煩，解決了，比我還要寬慰……禮貌、笑容、抱歉、連聲謝謝，都不在話下，辦各種瑣事，沒一次落空、尷尬、被拒絕。我本能預備遭遇粗暴的態(tài)度，冷漠的臉，僵硬荒謬的機制，窮兇極惡的生意經(jīng)，還有，種種零星小節(jié)的不專業(yè)，不認真，權責不清，或心不在焉——那是我在北京隨時隨地的日常經(jīng)驗——走在這樣的人叢中，我發(fā)現(xiàn)只有我自己時或粗心、急躁，在綠燈閃亮前跨越橫道線，因為我已像久在此岸的人一樣，慣于粗糲的生活，嫌種種禮數(shù)與自我克制，太麻煩。

連日會面的新朋舊友則另是一番溫良與教養(yǎng)：非常地想要見見，但必定問清你的安排，不使勉強或為難；席間隨口應許的事，我倒忘了，不在意，翌日卻已悄然辦妥，如變戲法一般；談話間難免涉及人事作品的議論，抑揚有度，不夸張，不渲染，總留三分余地，說是世故，卻世故得自然而斯文，一點不是勉強，顯然從來如此。通常，臺灣對此岸的客人大抵格外客氣，格外熱忱，我的留心觀察卻并非人家怎樣待我，而是人家怎樣對待彼此，這一看，我隨時隨處目擊的人情，實在并非假裝——集體性的溫良恭儉讓，裝不出來，也裝不像，我所以覺得以上種種情狀難以舉證描述，并非指社會精英，而是在街市隨處遇見的人。

相比日本人的打起精神事事認真，臺灣人的恭謹是有漢民族的溫潤松爽，不給你看得吃力；相比香港人的凡事規(guī)矩兢兢業(yè)業(yè)，臺灣人的周到透著家常的歡然，并不板著臉。細想想，好像在吳、蜀、閩、粵，民間尚存稍許類似的遺風，偶或遭遇，會念及早先的南中國民風大致還好——北地的良民另是一種表現(xiàn)——而今日各大都市的民風民德，還用我來細說么？

所謂“溫良恭儉讓”，現(xiàn)代的說法叫作“公德”，也近于如今大陸常說的所謂“底線”。倘若溫良恭儉讓被養(yǎng)成集體的習性，日常生活便不至于荒敗。臺灣的種種問題已被說得太多，不提政治狀況，只說社會罪案，自我八十年代便在紐約華人報章不斷讀到，最驚心是九十年代演藝家白冰冰女兒的被綁架被撕票大案。然而由媒體了解一地，與親履親歷的經(jīng)驗，實在天差地別，不可混同。我短暫的旅行印象必定表面膚淺，但我所看重的正是這點淺表。假使社會的浮面與淺表都不好看，不看好，我們如何與人相處，度過每一天？我不關心臺灣曾經(jīng)戒嚴與解嚴，也不關心那里如今實行的是真民主還是假民主，以我的閱歷和記憶，民主實現(xiàn)之日并非太平世界，一如革命成功之時，世道尤為難測。我在乎人群的德行，社會的常態(tài)，是否失去底線。總之，在臺灣，在這短短幾天，我有所觸動的并非阿扁的遺患或馬哥的希望，而是以上微不足道的瑣碎。

                                  200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