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中的儒批判

有段時間掀起了一股“儒教圈繁榮論”的熱潮。觀察一下那時的世界就不難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發(fā)展迅速、社會穩(wěn)定、秩序良好的國家都在儒教圈范圍內(nèi)。如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儒教在一百年前曾被批判為阻礙了近代化的發(fā)展，而現(xiàn)在卻在近代化的成功發(fā)展中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四小龍，還有日本這個領頭雁走在前面。因此，所謂的儒教圈繁榮論中，日本也位列其中。然而從儒教的滲透力來講，日本遠不及韓國。在前章曾論述過，日本主要是吸取了儒教中關于教養(yǎng)的內(nèi)容，因此從儒教的滲透程度來講，不能與韓國同日而語。儒教自傳入新加坡到現(xiàn)在已過了三四代。若干年前，新加坡政府曾號召過開展“重新審視儒教”的運動。新加坡由于在吸收歐美思想時，導致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尤其是青少年行為放蕩。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惡化，新加坡政府便采取了一定措施。這也說明了儒在新加坡的滲透較淺。

一只領頭雁和四小龍，雖然同屬于“儒教”圈內(nèi)，但是儒教在各地區(qū)所占的分量并不相同，因此各自受影響程度也不同，所以不能將儒教作為促進近代化的唯一關鍵因素，稱其為關鍵因素之一較為穩(wěn)妥。

我去臺灣游玩時，會見了李登輝先生，談到了“儒教圈繁榮論”這一話題。李登輝先生講道，四小龍的共同之處除受儒教影響之外，都有過殖民地的經(jīng)歷。我對此表示贊成。在殖民地，異質(zhì)文化會強制性進入，而不是兩種文化握手言和。并且異質(zhì)文化粗暴闖入后，經(jīng)過多年便會盤踞于此。雖然當?shù)鼐用駬碛斜镜匚幕?，但同時也不得不接受另一種文化。

臺灣在被作為日本殖民地時，日本人在那里保持著和在日本同樣的生活方式。而土著的臺灣人民卻不能繼續(xù)保持之前的生活方式，他們從上小學起就必須接受日本的教育。大部分臺灣兒童在上小學前不會講日語。臺灣人將小學稱為“公學?！?，而住在臺灣的日本人稱“小學?！?，他們使用自己的語言，接受教育。臺灣兒童在滿六歲后就不得不成為兩種語言的生活者（ bilingual）。然而使用兩種語言的一個優(yōu)點便是可以接受兩種文化。有人成為漂流在兩種文化間的不幸者，也有人發(fā)揮了這種長處。比如，在看待問題時，可以用雙重視點來觀察。無論如何，站在 A和A'兩種不同的角度來思考問題，要比站在一個視點上能夠獲得更多的信息，選擇性就越大，得出的判斷也更為正確。從經(jīng)歷過復合文化的角度來看，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較為相似，香港和新加坡略有差異。韓國和臺灣的居民在本土有著較長的生活歷史，日本在入侵后施行了文化強制政策。香港和新加坡雖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但進入的是具有中國式生活方式的人。香港原本是經(jīng)營漁業(yè)為主的小村落，從人數(shù)來看較少，所以文化沖突并不嚴重。

雖然“復合文化經(jīng)驗圈繁榮論”不是唯一關鍵因素，但也不能因此便徹底推翻“儒教圈繁榮論”。儒教自從為體制收編后，其贊美論居多，近年來的繁榮論便是其一，但從整個歷史發(fā)展過程來看，也曾出現(xiàn)過反儒教的論點。

明末思想家李贄（1527—1602），字卓吾，出生于福建晉江一戶伊斯蘭教信徒家中。李卓吾為科舉舉人，在云南省姚安府知事手下做事，屬陽明學“左派”，后來剃發(fā)并熱衷于佛教研究，曾北上進京，會見利瑪竇（Matteo Ricci，伊斯蘭教會神父，中國傳道之先祖，1552—1610）。

他主張由陽明學“良知學”發(fā)展而來的“童心說”。由于多余的知識和舊習會歪曲人心，因此保持未受外界影響的孩童之心才是至高境界，并將此作為價值判斷標準。例如，漢司馬相如（前 179？—前 117）年輕時與一位名為卓文君的女子私奔。卓文君是成都大富豪之女，司馬相如是一介文學青年，且品行不端。私奔后，司馬相如沒有能力養(yǎng)活妻子，便在妻子娘家門前開了一家酒館。卓文君負責為客人結賬，司馬相如負責洗盤子。雖然卓文君與父親斷絕了父女關系，但是其父還是給予了他們經(jīng)濟援助。這也可以說是一種令人厭惡的蔑視。司馬相如文采出眾，但由于品行不端，因此評價不高。然而，李卓吾卻極為贊賞司馬相如，因為從“童心說”來看，司馬相如做了自己喜歡做的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唐朝滅亡至宋朝建立，期間短短半個世紀，曾有五個短命政權交替執(zhí)政，這段時期被稱為五代。期間有位馮道（882—954），他曾任五個朝代的宰相。在儒教看來，一臣不事二主，王朝滅亡后，忠臣應當殉節(jié)。即便是不殉節(jié)，也絕不應該再侍奉于下一任王朝。而馮道卻先后效勞于五個朝代，自然被儒教認為是無節(jié)操之人。司馬光（1019—1086）在《資治通鑒》中稱其不知廉恥。然而，李卓吾對于馮道卻是極力維護。王朝滅亡后便殉節(jié)，即便是戰(zhàn)斗到了最后，仍然會給人民帶來極大的危害。馮道正是通過和平地實現(xiàn)政權更替，來使人民避免遭受到流血事件。五個朝代雖相繼滅亡，但是都未發(fā)生過首都攻城戰(zhàn)事，難道不是馮道的功勞嗎？——這種辯護，無疑是反儒言論。

李卓吾還為受儒教鄙視的商業(yè)活動進行辯護，宣揚俠義精神，“俠義”在后來也為儒教所不齒。李卓吾還主張男女平等，而儒教主張男女有別。佛教中，女性被排在男性之上，如“母與父”、“妹與弟”等。但是在對佛典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改變了男女順序，不知是受儒之觀念的影響，還是出于對中國習慣的尊重，或是擔心遭到中國民眾的抗拒。

李卓吾還是位文藝評論家，他對士大夫蔑視的《水滸傳》、《三國志演義》、《西廂記》等評價極高，與《文選》、唐詩并列?！端疂G傳》是以叛亂為題材的小說，政府擔心該書會煽動叛亂，曾下令焚燒書屋和該書的木版，而李卓吾卻為《水滸傳》作了評點。

同時，政府將李卓吾著作中的思想視為危險思想，予以統(tǒng)統(tǒng)焚燒。書被燒后，李卓吾便創(chuàng)作出了《焚書》一書，該書文筆流暢，語言犀利，追捧者眾多，雖被列為禁書，但是仍有許多人私下傳閱。李卓吾本人也被作為異端入獄，最后落得在獄中自殺的悲慘下場。然而，他的學說也傳入了日本。幕末志士吉田松陰便對李卓吾極為推崇。

除李卓吾對儒教進行過猛烈的批判外，近代清末的譚嗣同也是批判者之一。他發(fā)表過題為《仁學》的五萬字論文，抨擊數(shù)千年來被儒教奉為金科玉律的“三綱五倫”道德觀念為“慘禍烈毒”。在五倫中，只有“朋友”得到了他的認可，他在《仁學》中寫道：

五倫中于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