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的中華思想是導(dǎo)致國史事件的根本原因。北族及其代表者太武帝也具有中華思想。治理天下的乃是鮮卑族拓跋部——這便是太武帝中華思想的根源所在。

這兩種中華思想的沖突導(dǎo)致了政治上的分崩離析。施行胡姓之禁、胡服之禁、胡語之禁這些超越我們想象的措施，是化解北魏各民族之間矛盾的唯一方法。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這只是孝文帝為漢文化傾倒，并屈服于漢文化的草率之舉。

“三武一宗法難”中的第一人太武帝，對佛教施行的彈壓便是受崔浩的唆使。崔浩的理想是按照儒教的秩序治理國家，因此佛教便成為鎮(zhèn)壓對象。

崔浩皈依于另一排佛煽動者道士寇謙之（ 365—448）所開創(chuàng)的“新天師道”，身為儒者，同時又附屬于道教，并不矛盾。

由于北魏的《國記》被徹底銷毀，因此不清楚書中究竟作了怎樣的記載，哪些部分導(dǎo)致了北族的眾怒。然而可以推斷的是，書中一定暴露了鮮卑族初期的“非文明”（野蠻、原始）狀態(tài)。崔浩及其他一些編纂者，必然沒有對鮮卑族的民族身體特征進行過描述，因為崔浩身為儒者，在歷史記述上采取是“文明史”觀。依據(jù)這種觀點主張，價值判斷標準是文明的種類和發(fā)展程度，而非民族血統(tǒng)。

初期鮮卑族的生活，可被稱為“陋”?？鬃印坝泳乓摹敝畷r，眾人問道：“陋，如之何？”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這句話可以解釋為，君子居住在野蠻之地，自然會對周圍的人產(chǎn)生影響，從而便會推動文明的發(fā)展，有什么可擔心的？

中華文明之民，原來也生活在“陋”的狀態(tài)下。美化太古之民，是人之常情，然而文明畢竟不是自始便存在的。儒教推崇的尚古主義，并將周公時代視為理想，不過是種慣性追溯罷了。

瑞典地質(zhì)考古學家約翰·古納·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是發(fā)現(xiàn)北京猿人的第一人，20世紀20年代他在甘肅發(fā)現(xiàn)了石斧，興奮地高呼：“石器！石器！”不可思議的是，直至當時，中國人一直認為中國未曾有過石器時代。石器時代存在與否的確認之所以晚，據(jù)說與中國人的文明史觀有很大關(guān)系。使用石器的是野蠻人——這與我們中國人無關(guān)，無疑這是典型的中華思想。重視青銅器的出土，卻對石器置若罔聞，因為不關(guān)心，所以發(fā)現(xiàn)得晚也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