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條到教養(yǎng)

春秋戰(zhàn)國（前771—前221）時期，各國尚處于溫飽未解決、競爭殘酷的時代。要想在戰(zhàn)爭中取勝，必須不斷努力，因此各個諸侯都十分重視富國強兵之道。而儒家并不重視此，這是其反體制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在亂世被平定后，以孝為先、強調(diào)秩序的儒家，便成為符合體制需要的思想體系。漢武帝雖然將儒家國教化，但并不意味著摒棄了其他思想。武帝曾孫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被稱為明君，他統(tǒng)治時采用的不僅僅是儒家思想?；侍樱ù撕蟮脑郏┦肿硇挠谌褰蹋啻蜗蚱涓钢G言遵循儒之精神，治理國政。宣帝怒斥道：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王道指儒家仁道，霸道指其他治國之道，其中包括法家、兵家等重視技術(shù)的治國思想?；侍訉ζ涓钢赜梅?、嚴于刑罰極為不滿。他再次進言要求多起用儒生時，宣帝道：“俗儒不達時宜。”將其斥退。意思是說，愚蠢的儒生還不能順應時代，不能起用?？吹絻鹤影V迷于儒教，宣帝不禁感嘆：

亂我家者太子也。

意欲廢掉太子。這在《漢書》中有載。然而太子之母皇后許氏是宣帝的糟糠之妻，被第二任皇后毒死，因此宣帝未將太子廢掉。

癡迷于儒教的皇太子即位后，即元帝（前49—前33年在位），起用了眾多儒生，施行儒教式統(tǒng)治，正如其父所擔心的那樣，漢王朝搖搖欲傾。元帝皇后王氏的外甥王莽最終篡奪了西漢政權(quán)。漢朝之所以被篡權(quán)，原因便是其未能建立強有力的政體。

元帝只采用王道進行統(tǒng)治的方式，最終導致失敗。此后中國歷代王朝都吸取了元帝失敗的教訓，以防重蹈覆轍。我認為，這是教條主義導致的失敗，癥結(jié)并不在王道即儒教。儒教也好，基督教也好，單純的教條主義必將導致失敗。

簡單回顧一下元帝的儒教政治。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這段失敗的統(tǒng)治是典型的反面教材。首先，儒教提倡農(nóng)本主義，主張取消讓商人獲利的貨幣經(jīng)濟，回到原始的物物交換經(jīng)濟狀態(tài)下——實際上，這種主張根本無法施行。施行鹽鐵專賣制度以及國家做買賣的行為，與儒家的精神也是相悖的。在這些政策被取消后，國家財政危機爆發(fā)了。因此過了沒幾年，這些政策又開始重新施行。朝令夕改，國民疲憊不堪，民不聊生，這都是政治混亂所導致的災難。

宮廷費用的削減，貌似是善政，然而其目的并非為節(jié)約經(jīng)費，僅僅是為效仿古代圣王的宮廷制度。

漢時，宮中有九廟，但古禮記載“天子七廟”，于是元帝便決定裁減兩廟。應該裁減哪兩個廟，便成了元帝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日日夜夜只討論此事，完全無暇顧及民生問題。

王莽奪取漢朝政權(quán)后，建立了“新”王朝。他重蹈元帝的覆轍，仍然采取了儒教的教條主義政治，最終新朝只存在了十六年便滅亡了。

元帝認為國家不應從事買賣交易，曾一度取締了鹽鐵的專賣政策。王莽認為讓商人獲利是與儒之農(nóng)本精神相違背的，因此強化了專賣政策，獨占利益。

王莽重新采用了周朝的“井田法”，導致天下大亂。天下土地皆為“王田”，禁止買賣。在禁止土地私人占有后，地方豪紳便被“攆”到了反對王莽的陣營中。

原來賜予匈奴首領(lǐng)的印為“璽”，王莽將其改為“章”。璽乃王印，而章為諸侯之印，這意味著匈奴首領(lǐng)被降格為諸侯。并且王莽將匈奴的名字改為“降奴”，這無異于向匈奴挑釁，結(jié)果引起了叛亂。王莽認為重視序列才能體現(xiàn)儒教的精神，于是將官名、地名都改為與周朝一致，比如長安被改為“常安”。改稱匈奴為“降奴”后，“新”王朝的外交變得困難重重，后來又改稱匈奴為“恭奴”——反復無常，如同兒戲。

據(jù)《論語·子路》記載，子路問孔子：“如果衛(wèi)國的國王讓您去主持政治的話，您首先會做什么呢？”孔子答曰：

必也正名乎！

“正名”的意思是糾正名分，使名與實相一致。

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意思是，是這樣的嗎？那您就太迂腐了，糾正名分有什么用呢？

衛(wèi)國靈公死后，其孫出公即位。靈公太子（后來的莊公）因與其夫人不和，出逃。太子認為他如果再回國，會令他的兒子下場可憐，于是決定在國外活動。正所謂父子之爭。對此，子路詢問孔子，有沒有什么可行的對策，孔子答道“正名”，子路聽后覺得索然無味。有諸多棘手的問題等著解決，而孔子卻選擇以正名為先。

孔子責怪子路，無論情況何等緊急，都應當先正名分。所謂的名分是指，誰是國君這一問題必須明確。而并非局長改稱部長，副知事改稱為知事。

王莽所為或許也是出于“正名”的考慮。然而改稱“匈奴”為“降奴”，之后又改為“恭奴”——這決非“正名”。至于地名和官名的改稱更是什么也算不上了。不過是“隨意改動機構(gòu)名稱”罷了，除了增加麻煩，毫無意義。

儒教具有流于形式的弊病。王莽對“正名”的理解也出現(xiàn)了偏差。如果原本就意識到其本身具有流于形式性、教條性的弱點，那么在采用時就應當盡量避免。儒教的教條主義的愚昧在元帝和王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避開了教條主義，儒教開始向教養(yǎng)主義傾斜。雖然儒教具有國教性地位，但是排他性較弱，作為眾多教養(yǎng)之一，即oneofthem，僅僅是主流文化的一種。譬如，王莽政權(quán)被推翻后，匡復漢朝的東漢光武帝劉秀（25—57年在位）是一位學習儒教的君主，同時還研究讖緯等預言書之類。讖緯不屬于儒教的范疇。據(jù)文獻記載，光武帝之子楚王劉英（57—75年在位）是中國最初的佛教信徒。他對佛教理解到什么程度尚不明確，然而由“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便可看出，他不僅是黃老之信徒，而且還是佛教信徒。

老莊一派也在佛教的影響下，組織成立了教團。其中“太平道”道教集團的叛亂拉開了三國動亂時代的大幕。同一時代，四川方面存在著名為“五斗米道”的道教集團，后來為曹操（155—220）所降伏。

儒教通過向道教和佛教學習，保持了自己的主流地位。道教同佛教間經(jīng)常展開論戰(zhàn)。鎮(zhèn)壓佛教的發(fā)端便是由道教方面挑起的。儒教卻不曾參與論戰(zhàn)。

佛教經(jīng)歷了“三武一宗法難”。其中最后一宗，即后周世宗，是在955年施行“廢佛”，嚴格來講，并非“廢佛”，只是規(guī)定僧尼在出家時要通過考試，對墮落的佛教進行了改革。而其他的“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446年）、北周武帝（574年）和唐武宗（845年）。北魏太武帝的發(fā)難是由道士寇謙之和道教信徒崔浩挑起，北周武帝發(fā)難的主角是道士衛(wèi)元嵩和張賓。唐武帝廢佛，即所謂“會昌廢佛”，是由道士趙歸真的調(diào)唆而引起。據(jù)說當時留學于唐的日本僧人圓仁（慈覺大師），也被強制還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