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最后一年，我和最好的朋友殷蘭（Lan Ying）總喜歡用病態(tài)的討論打發(fā)時間，談著當一切該做的都已做完，生命會是多么無意義。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世界并不是充滿各種可能性，反倒像路軌已經磨損的迷宮，這條路就像被蟲子啃光硬木的屋脊一般。就算離開了直而窄的前途與物質主義至上的路，也不過是踏上另一條路而已——為從主要路軌步下的人所準備的另一條路。而這條路確實很多人都走過了（某些足印就是我們雙親所留下的）。想要旅行？想做現(xiàn)代的凱魯亞克嗎？請?zhí)ど稀叭W洲”的老套路吧。離經叛道一下怎么樣？當個前衛(wèi)藝術家？請到塵埃滿布、蛀蟲長駐的二手書店買下您的另類老套路吧。無論你想象自己身在何處，全變成了腳下的陳詞濫調——活像模仿吉普車廣告與肥皂劇之類的玩意兒。對我們而言，好似輪到我們要畢業(yè)時，一切典范都變得陳舊，連身著黑衣、垂頭喪氣的知識分子（我們當時在扮演的角色）也包括在內。在舊思想及舊風格的包圍下，我們找不到開放的空間。

當然，相信歷史的終結恰好就發(fā)生在自己的時代，這是青少年自戀主義的典型癥狀。幾乎每一個忐忑不安、拜讀加繆著作的17歲女孩最終都將找到自己的道路。但高中時代的全球幽閉恐懼癥（globo-claustrophobia）仍有一部分未曾離我遠去，而且從某一方面來說，似乎還隨著時間流逝而增強了。在我心頭纏繞不去的，與其說缺乏真實的空間，還不如說是對象征空間的深刻渴求：釋放、脫逃、某種開放的自由。

我的雙親渴望的就是康莊大道以及大眾露營車。對他們而言，逃脫的管道已經夠多了。海洋、夜空，再加上音響、吉他……人生夫復何求？事實上，你還能乘滑雪板從山腰滑下來呢，讓自己在那一刻好似身處云端。你可漫游東南亞，一如亞歷克斯·加蘭（Alex Garland）的小說《海灘》（Beach）中厭世的20多歲少年郎，在星球上尋覓尚未被孤獨星球（Lonely Planet，譯注：澳大利亞著名旅游書出版公司）載明的某個角落，建立自己的烏托邦。就此而言，你還可加入某個新世紀秘密教派，夢想著外星人會來綁架自己。從秘密教派到瘋狂派對，到上街暴動，到球賽狂熱，脫逃的永恒渴求好似從來沒有被炒得如此炙手可熱。

然而，既無星際旅行，又被地心引力所束縛，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盡量利用來之不易的狹小空間，躲在沉重的柵欄外，宛如偷吸香煙般小心翼翼。大街小巷也許遍布著招牌及專利標志，但年輕人仍然有一套，搭起幾個網子，在車子之間丟擲著足球抑或冰上曲棍球用的橡皮圓盤。英格蘭的免費音樂藝術節(jié)，變成公共空間的荒地，也代表著同樣的釋放感：廢棄的工廠被街頭小子改為私人天地，通往辦公大樓門口的斜坡在星期日下午也搖身變?yōu)榛灞荣惖膱龅亍?/p>

但是，當私人企業(yè)溜進公共生活的每一個角落時，就連這種自由的夾縫以及無贊助空間的小巷也逐漸消失了。單打獨斗的滑板手及滑雪手簽下了Vans的球鞋合約，街上的曲棍球賽成了啤酒廣告的獵物，市中心重建計劃是由美國富國銀行所贊助的。免費的藝術節(jié)全面禁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年一度的電子音樂藝術節(jié)“部落聚會”（Tribal Gathering），其海報宣傳是這么說的：“這是一場反攻，反的是既有體制、平庸及商業(yè)主義所構成的邪惡王國，以及浩瀚反動文化中潛伏的企業(yè)資本主義。”然而，該節(jié)日的策劃人卻老沒收非現(xiàn)場購買的瓶裝水，完全無視于在狂熱的宴會上致命死因即是脫水。

我還記得自己猛然驚覺的那一刻。我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于空間滿懷挫折的渴求，不僅是無可避免的歷史發(fā)展所致，更因為商業(yè)廣告入侵的速度已經快到上一個世代的人無法想象的地步。我看過電視節(jié)目辯論1994年伍德斯托克音樂節(jié)（Woodstock）的25周年活動所引起的爭議。嬰兒潮一代的學者與老搖滾明星，痛批一罐兩美元的伍德斯托克紀念百事可樂、音樂節(jié)鑰匙圈，還有場地上的自動提款機，這些完全背棄了活動原本的反商業(yè)精神；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他們竟還抱怨三美元的紀念保險套等于是吹響了“自由性愛”的死亡號角（好似艾滋病是捏造出來惡意侮蔑其懷舊情懷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場辯論完全圍繞著過往的神圣打轉，對現(xiàn)在進行時的文化挑戰(zhàn)卻視若無睹。盡管周年紀念音樂會的主要消費群是青少年與大學生，捧的是新躥起的樂團如綠天（Green Day）等，卻沒有評論者探究這種青少年文化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對于真正參加盛會的年輕人來說有何意義。至于對嬉皮世代的冒犯，就別在意了。親眼目睹你的文化如今“慘遭販賣”的感覺如何??？唯一提到新世代年輕人存在的，就是策劃者遭受曾監(jiān)督過葛利斯托克（Greedstock）或伍斯洛克（Woodshlock）活動的前嬉皮世代指責時，辯稱假如活動沒有塑料膜包裝的商品，沒有贊助商合辦，現(xiàn)在的年輕人可是會暴動的。伍德斯托克的承辦人羅伯茨（John Roberts）解釋道，現(xiàn)在的年青一代“對贊助商太習慣了。假如哪個小鬼去了場音樂會，卻沒有任何商品可買，他可能會瘋掉”。

羅伯茨并非唯一抱持此種觀點的人?！稄V告時代》雜志的記者杰夫·詹森（Jeff Jensen）甚至挑明了說，對現(xiàn)在的年輕人而言，“商品買賣不僅一點問題也沒有，還是趕時髦呢”。換言之，反對的話呢，就是老古董了。無需更進一步美化伍德斯托克音樂節(jié)的原貌了。再怎么說，它終究是一場由各大廠牌贊助的搖滾音樂會，目的只是為了賺取利潤。但伍德斯托克作為純粹的青少年文化邦國的這種神話，可說是世代自我定義這種大業(yè)的一部分——不過，對于參加1994年伍德斯托克音樂會的人而言，這種概念是完全陌生的。對他們來說，世代身份大多是已包裝好的商品，至于對自我的追尋，也總被營銷宣傳所控制——不管當事者是否相信它，抑或以定義自己來反對它。這就是品牌擴張的副作用，遠比文化及都市空間的品牌化更難以追索和量化。這種空間的喪失發(fā)生在個人的內心，是一種心理空間，而非物質空間的殖民。

處于迎合青少年市場狂潮的氛圍中，一切的文化創(chuàng)造都變得與該狂潮密不可分。大多數(shù)青少年文化逐漸深陷社會學者羅伯特·戈德曼（Robert Goldman）及佩普森（Stephen Papson）所謂的“中斷的發(fā)展”（arrested development）：“假如不努力挖掘其中的金礦，朋克或破爛風格（grunge，譯注：一種披掛松垮舊衣物的時尚風格）或嘻哈這類社會文化運動究竟會是何種面貌呢，這是很難想象的……”這種“挖掘”并非無人注意或無人反對。反企業(yè)文化期刊The Baffler以及如今已停刊的Might雜志，都高明地諷刺過90年代中期青少年文化工業(yè)的不擇手段及無堅不摧的特性。若非數(shù)百家，也有數(shù)十家在線雜志及網站紛紛成立，對于我在本書第四部分所記述的那類對品牌的抨擊起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品牌化那無可饜足的文化渴欲，通常只是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營銷而已，而且是自以為是文化的營銷。

想了解90年代早期青少年文化是如何轉變成炙手可熱的市場，簡單回顧剛好就在這段狂潮之前出現(xiàn)蕭條期的“品牌危機”是有幫助的——有太多顧客達不到企業(yè)的期望了，這項危機促使市場明顯迫切地需要新的消費群介入并接棒。

品牌危機出現(xiàn)前的20年間，主流的文化產業(yè)仍然深深仰賴嬰兒潮世代的購買力，青少年人口發(fā)現(xiàn)自己身處邊緣，光彩全被經典搖滾樂和復出巡回演出的驚人力量所掩蓋。當然，對于不太做青少年營銷的產業(yè)而言，真實的青少年顧客依然是考慮點之一，但在娛樂及廣告業(yè)界眼中，青少年文化本身普遍被認為是相當淺薄而無趣的。確實，七八十年代也有許多年輕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是“另類”或“反主流”的。每個市市中心都保有自己的波希米亞社區(qū)，里面的信徒一身全黑，聆聽《感謝死者》（Grateful Dead）或朋克搖滾（或較好消化的新浪潮搖滾），光顧二手舊衣店和潮濕的唱片行。假如你住在郊區(qū)，可利用雜志背面附的單子來訂購風格酷炫的錄音帶和配件，如《最高搖滾》（Maximum Rock‘n’Roll），或可通過同好網絡交換，抑或在音樂會上購買。

這就是數(shù)十年來起伏不定的青少年次文化的簡單圖像，但需要厘清的一點是，這些只能說是市場里的冷門而已。部分原因是，70年代的朋克達到它的巔峰，同一時期又有更能為大眾市場接受的迪斯科、重金屬，以及高檔的 preppy風格。盡管饒舌音樂在80年代中晚期的銷售數(shù)字一飛沖天，自成一套圓熟的風格及標準，白人主宰的美國卻尚未準備擁抱這波全新的青少年文化。一直要到數(shù)年后，等到都會貧民區(qū)年輕黑人的風尚和音樂與白人城郊區(qū)徹底融合時，這一天才會到來。

所以說，這些次文化的背后并沒有大眾營銷市場的機器運作：沒有因特網、沒有巡回的另類文化購物賣場如Lolla-palooza與莉莉絲音樂節(jié)（Lilith Fair），當然更沒有迪莉婭（Delia）及空中小店（Airshop）這類光滑的目錄，專門將發(fā)光飾物、塑料長褲、比薩之類的大都市風尚送到城郊小孩手上。操控西方消費主義的產業(yè)，仍然在迎合已成為熱衷消費之雅痞的伍德斯托克國度的居民。他們的孩子大多可視為未來的雅痞，因此，實在不值得花力氣去追蹤那些喜愛標新立異的青少年所喜好的風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