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是不同的。因為如果有人細致地考慮這些事情，他就會發(fā)現(xiàn)，如果在羅馬和在雅典一樣被剝奪了自由，羅馬對自己的公民就不可能比雅典對自己的公民更加慈善寬容了。這件事可以通過分析在放逐王之后科拉提努斯和普布利烏斯·瓦勒里烏斯身上所發(fā)生的事情做出有根據(jù)的推測。關于前者，雖然他為羅馬的解放作出過自己的貢獻，但被流放，其原因無他，只不過是因為他帶有塔克文的名字；[Livy, II 2.

]后者僅僅因為在塞利烏斯山上建一座房屋而使自己受到猜疑，因此也幾乎要被流放。[Livy, II 7；這里說瓦勒里烏斯在維利亞山（Velia/ Velian Hill）而非塞利烏斯山（Celio/ Caelian Hill）上建造房屋。

]因此，在看到羅馬對這兩個人是多么不信任和嚴厲之后，可以認為，如果羅馬和雅典一樣，在早期、在它發(fā)展壯大之前受到其公民的傷害，那么它也會和雅典一樣忘恩負義。為了不必再次討論這個忘恩負義的主題，我將在下一章中說明在我頭腦中關于這個主題所想到的東西。

第二十九章

人民與君主哪一個更加忘恩負義

關于上述論題，我認為需要討論的是誰樹立了這種忘恩負義的更大榜樣，是人民還是君主。為了更好地對這個部分展開討論，我說這種忘恩負義的惡行或者源于貪婪，或者源于猜疑。[見馬基雅維利的詩作《論忘恩負義》25。

]因為，當人民或君主派一位將軍出去進行一次重要的遠征時，如果在這次遠征中，這個將軍獲勝了，他將會贏得很大榮譽，而作為酬勞，那個君主或人民必須獎賞他；如果受貪婪的驅使，不是給他獎賞，而是使他蒙受恥辱，或者傷害他，那么就犯了一個不可原諒的錯誤，甚至招惹來永遠的臭名聲。然而有許多君主犯這種錯誤，科爾涅利烏斯·塔西佗用下面這句話說明其理由：“報復侮辱較之酬答善行是容易得多的事情，因為感恩被認為是一種負擔，但報復卻被認為是一種收益”[拉丁文引語，見Tacitus, Histories, IV 3（譯文采自王以鑄譯《歷史》，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244頁）。

]。但是，如果不給他獎賞，或者更準確地說，傷害他，不是受貪婪的驅使，而是受猜疑的驅使，那么人民和君主多少值得原諒。對于因這種原因而形成的這類忘恩負義，人們可以讀到很多。因為那個將軍很英勇能干，戰(zhàn)勝了敵人，并使自己滿載榮譽，使自己的士兵滿載財富，給他的君主征服了一個帝國；必然地，無論是對他的士兵，還是對那些敵人，還是對那個君主自己的臣民，他都獲得如此大的名聲，以致那場勝利不可能令那個派遣他的君主感到高興。并且，因為人的本性是有野心而多疑的，任何人都不知道如何給自己的命運把握分寸，在那個將軍勝利之后就立即在那個君主心中產(chǎn)生的猜疑，不可能不因那個將軍的某些顯得傲慢的言行而增加。因此，君主不可能想到別的，只想自保，為了做到這一點，他打算或者把他干掉，或者使他喪失在其軍隊或人民中贏得的名聲；并盡一切辦法表明，那個勝利的獲得不是由于那個將軍的能干，而是由于幸運，或者由于敵人的懦弱無能，或者由于跟他一起進行這次遠征的其他首領的精明。

自韋斯巴薌在猶太被他的軍隊擁戴為皇帝之后，當時帶著另一支軍隊在伊利里亞的安托尼烏斯·普里穆斯站在他這一邊，從那里開赴意大利反對當時在羅馬當政的維特利烏斯。他極其英勇能干，打敗了維特利烏斯的兩支軍隊，并占領了羅馬。因此，韋斯巴薌派去的穆齊安努斯發(fā)現(xiàn)，由于安托尼烏斯的能干，征服了一切，并克服了一切困難。安托尼烏斯為此獲得的獎賞是，穆齊安努斯立即剝奪他的軍隊指揮權，并且讓他在羅馬逐漸喪失一切權力。因此，安托尼烏斯前去找當時還在亞洲的韋斯巴薌，他受到后者的如此接待，以致不久，在變得毫無地位之后，在近乎絕望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