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顯而易見，馬基雅維利并非子虛烏有地構(gòu)思他的軍隊，亦非玄想翩翩地設計他的方略。他依據(jù)他自己一生中所見過的，也依據(jù)他就古人的軍事技藝、特別是古羅馬人的軍事技藝所讀過的。事實上，他申明的目的是復古的：將當代軍事往回拖向"古代模式"，賦予它"某種形態(tài)的往昔美德"（《用兵之道》前言第10句；參見第1卷第112句）。他尤其反復引用兩位古羅馬軍事著作家韋格蒂烏斯和弗龍蒂努斯， 往往遵循他們各自論說他不同論題的順序。希臘著作家波利比烏斯也被引用很多，他的羅馬共和國史包含了羅馬軍事實踐史錄，并躋身于這方面最可貴的尚存記錄之列。馬基雅維利如此頻繁地援引這些著作家，以致許多解釋者言過其實地斷定《用兵之道》純?yōu)楣糯Y料匯編。 然而假如是這樣，一個人就會預期作者遵循一種做法（甚至在那時就常有常見），即在某處指明其首要的資料來源，就像馬基雅維利在其《李維史論》的標題里做的，至少貌似對李維《羅馬史》一部分的評論。可是，他在《用兵之道》里引用得最多的著作家的名字并非如此提及，而那些他確實指名道姓的著作家（修昔底德、約瑟夫和李維）只是被蜻蜓點水似的涉及。不僅如此，取自所有這些古代文本的例子常被馬基雅維利改動，往往是不易察覺的小改，但有時是引人注目的大改，伴之以勸勉，即要人將正文與其據(jù)推測的古代資料來源作比較（例如《用兵之道》第6卷第18-29句，第7卷第215句）。偶爾，被展示為史例的例子會顯得是馬基雅維利的十足杜撰（例如《用兵之道》第7卷第192-193句）。更有甚者，他在接近書末的地方明確申言，他只用古代資料中那些鑒于他的特定環(huán)境而有助于他的特定目的的方面（《用兵之道》第7卷第181-182句）。出于類似的原因，他的其他著作的某些解釋者已經(jīng)提出，馬基雅維利用古人去掩蓋他自己的目的，那需要激進的創(chuàng)新而非復古式的改良。 于是令人費解：《用兵之道》究竟是什么？是一部純粹的古代文本概略匯編，還是這些文本的一種粗略現(xiàn)成的新型改造？是適用于當代改革的百寶囊，還是偽裝成對古代的虔誠頌揚的一次激進創(chuàng)新？這個難題可以得到澄清--即使無法得到解決，辦法是訴諸通常所稱的著作"背景"。

馬基雅維利的任何著作都不比《用兵之道》更帶有政治和思想背景。由于它是在他生前出版的，因而它比他的別種主要散文體著作更多地反映了他所處時代的制約。確實，馬基雅維利引導我們?nèi)プ⒁膺@些制約中最關(guān)鍵的因素，因為他將這著作構(gòu)建為一席對話，發(fā)生在一個具有特殊的思想、政治和軍事意義的地方，那就是在佛羅倫薩的以"奧里切拉里花園"（Orti Oricellari）之名著稱的魯切拉伊家族庭園。 這些庭園位于佛羅倫薩本城邊緣附近，恰好處在佛羅倫薩最外緣防御墻內(nèi)，旁邊是通往普拉托鎮(zhèn)的城門。1512年在這鄰近的鎮(zhèn)子里，馬基雅維利本人在擔任佛羅倫薩秘書期間創(chuàng)建的軍隊慘遭大敗，導致共和政權(quán)的傾覆和馬基雅維利政治生涯的終結(jié)。因此，馬基雅維利將他對軍事藝術(shù)的首要討論安排在其中的那個地方讓人想起一場兵敗：與他的名字直接關(guān)聯(lián)的重大兵敗，帶有最嚴重的政治后果的兵敗。馬基雅維利在這場失敗的陰影中寫作，正如他的對話里的人物在其中說話那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