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夏季，形勢變得越來越明顯：雖然全國工會聯(lián)合會準備就我們的建議與政府進行會談，但它卻沒有真正進行合作的意愿。6月25日，我應他們的要求會見了全國工會聯(lián)合會的總理事會。我發(fā)現(xiàn)對方根本不愿意面對經(jīng)濟現(xiàn)實或者試圖理解我們奉行的經(jīng)濟戰(zhàn)略，這讓我非常失望，但也一點都不感到吃驚。我對他們說，我們都希望有較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多的工作機會，但是如果人們希望擁有像德國人那樣的生活水平，他們就必須達到德國人那么高的產(chǎn)出水平。工會說他們想要更多的政府開支。我指出經(jīng)濟中的需求并不缺乏，問題在于由于我們的產(chǎn)品缺乏競爭力，所以這種需求正在被進口商品所滿足。我沒有取得任何進展。9月份，全國工會聯(lián)合會召開了全國大會，大會的一大特點就是毫無理由也無資格地反對我們提出的所有建議，甚至包括我們?yōu)槟涿镀碧峁┵Y金的建議--采用這種方式需要征求他們自己的成員的意見。但除此產(chǎn)生的道義上的壓力以外，它并沒有包含任何的強制性。

9月12日星期三的晚上，我與杰弗里·豪、吉姆·普賴爾和其他的同事舉行了一個會議，以對我們的戰(zhàn)略加以規(guī)劃。我認為，試圖改變大多數(shù)工會領袖的態(tài)度是沒有任何希望的，說到底，這些人都是社會主義政客。于是，我們一致認為必須跳過他們去爭取工會的成員。

我確信就工會改革而言，普通的工會會員與工會領袖們的看法肯定有著極大的差別。我們必須雙管齊下，一方面通過打破只雇用工會會員這一制度把工人解放出來，另一方面要保證在工會中有真正的民主。這樣，他們自己就會整合工會中的極端主義者和對工會絕對忠誠的人。但是，在我們完成這些改變之前（我們還要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我們能做的只是盡一切可能說服他們，贏得他們的支持。

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傳遞出這樣的信息：工會濫用其權力的真正受害者是那些工會會員以及他們的家人。例如，1979年10月12日星期五，我在布萊克浦召開的保守黨年會上發(fā)表演講時說：

雇主單獨承擔罷工后果的時代早已成為過去。今天，與我們其他人一樣，工會成員及其家人也同樣受到了罷工的影響。通過組織罷工，一個工會可以讓我們都沒有煤炭或者食品供應，或者讓我們出行不便。但與此同時，它也無法保護它的成員免受其他工會組織的類似的罷工行動所造成的后果……最近的一次罷工讓人們的話費單無法傳送，這次罷工給郵局造成的損失高達1.1億英鎊。每個使用電話的人都不得不分擔這些損失……最近，由工程業(yè)工會組織的每周兩天的罷工使這一行業(yè)的銷售額損失了20億英鎊。這些損失的銷售額我們可能永遠都無法彌補了，而且原本依賴這些銷售額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機會也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