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短期內(nèi)有多少困難，我還是下決心要對政府本身開始進行長期的改革。如果我們想把國家更多的人才導入創(chuàng)造財富的私營企業(yè)，將不可避免地要裁減公共部門的雇員。從20世紀60年代早期開始，公共部門一直在穩(wěn)步膨脹，在總工作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斷擴大[2]。與私營部門不同的是，即使在衰退時期，它實際上也傾向于增長；而在經(jīng)濟增長時期，它又維持其規(guī)模。簡言之，影響外部世界的正常的經(jīng)濟規(guī)律對它不起作用。

文官的規(guī)模就反映了這一規(guī)律。1961年，文官的人數(shù)降到了戰(zhàn)后的最低值：64萬人；而到了1979年，這一數(shù)字已經(jīng)增長到73.2萬人。必須扭轉這種趨勢。正如我前文提及的那樣，上臺執(zhí)政沒幾天，我們就凍結了文官的招錄，從而幫助節(jié)省了大約3％的工資支出。政府各個部門都提出了一系列的特殊理由，以說明這種做法不能適用于他們。但是，這些理由都被一一駁回了。1980年5月13日，我可以把我們削減政府雇員人數(shù)的長期目標提交給下院了。當時，政府雇員的總人數(shù)已經(jīng)下降到了70.5萬人，而我們還將努力在之后的四年里把這一數(shù)字降低到大約63萬人。由于每年大約有8萬政府雇員退休或者辭職，所以我們不用強制裁減冗員就可以實現(xiàn)目標。事實上，我們也確實能夠做到。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我們也應當為公職人員隊伍中那些能力突出的人提供獎勵。但事實證明，引入一個好的工資等級體系困難重重。我們?nèi)〉昧艘恍┻M展，但也花費了好幾年時間，付出了許多的艱辛。

同樣，我從一開始就對政府高層雇員的任命極為關注，因為他們能夠影響到整個部門的士氣和效率。我決心改變20世紀70年代早期雇員隊伍的那種士氣，闡明國家期盼的最佳政府雇員是"能對衰退進行有序管理"的人。政府雇員的態(tài)度會讓國家和政府人員受到輕視，還會造成稀缺人才的浪費。

在唐寧街10號，我的私人辦公室里的成員，其能力和精力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在為自己的辦公室挑選私人秘書時，我通常會親自與應征者面談。前來應征的人都是政府雇員隊伍中最聰明的年輕男士和女士；他們有雄心壯志，渴望進入政府決策的核心。我希望看到思想活躍、有出色管理能力的人來擔任各部門的高級職位。實際上，在我任職期間，我以前的許多私人秘書都升任部門的主管。然而，在所有決定性因素中，能力、干勁和熱情是最重要的，而政治忠誠并不是我考慮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