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的許多方面，１９７９年的競選運動也與以往有所不同。在這次大選運動中，保守黨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現在應該進行變革了”作為競選的主題。這個主題包含著這樣一個意思：自１９７４年以來，英國一直是在大幅度地退步；不管１９７０－１９７４年間的保守黨政府如何勇敢地努力，但它本身也是退步的一部分。因此，我認為我們應該大膽地解釋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以及我們?yōu)槭裁幢仨毑扇〖みM的行動對其加以糾正。但是我很快就認識到，彼得·桑尼克羅夫特以及保守黨總部的人卻總體上并不這樣認為。他們相信，工黨已經名聲掃地，必將在大選中敗北，因此，我們應當不惜一切代價避免出現“過失”，這實際上就意味著要避開任何有爭議的問題——特別是要避免對工會的權力發(fā)起攻擊。實際上，我只做出了一些很小的讓步，基本上還是堅持我的做法。但是，這樣就造成了關系的緊張。

我的做法還導致政府和反對黨兩方的角色發(fā)生了奇怪的換位。從競選活動的最初，工黨就多少有些忽視他們自己的競選宣言——除了一些為拉選票而做出的承諾，比如靠養(yǎng)老金生活的人可以免交電視收看費用等——對他們的政策失誤進行的辯解也非常有限。相反，他們集中力量攻擊了保守黨的政策——有的是真實的，有的則是捏造的。吉姆·卡拉漢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他那種“慈祥的伯父”的和藹形象，領導了一場極為有效但卻完全消極的競選運動。他們的運動是從三個層面上展開的：首先，每天向新聞媒體提供讓人感到恐慌的故事——從加倍征收增值稅到大幅度削減國民醫(yī)療保健服務。他們聲稱，如果保守黨當選，就會發(fā)生這些情況。其次，對我們的承諾的可信性，特別是有關降低所得稅的保證的可信性散布懷疑的言論。再次，他們試圖把我描繪成一個危險的右翼理論家，不適合擔任首相這種要求很高并且工作復雜的職務。工黨的戰(zhàn)略讓我們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極大困境，我們是應當對他們的進攻予以還擊？還是應該堅持我們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我們最終只是部分地擺脫了這種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