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得到了另外一個教訓。當時存在著很大的壓力，要求廢除針對寡居母親的“收入規(guī)定”。我對此也深為同情。事實上，作為一名新議員，這是我公開表明自己立場的問題之一。我認為，如果一位失去丈夫但又有子女需要撫養(yǎng)的婦女決定出去工作以便能多掙點錢，那么她就不應該因此而失去部分保險金。作為一個婦女，也許我更了解寡婦們所面臨的問題。也許我還記得那令人心碎的一幕：一個新近喪夫的母親到我父親在格蘭瑟姆的店里購買壓壞的水果，為的是從她那點微薄的收入中能夠節(jié)省下來一些錢。面對反對黨的攻擊，我感到幾乎不可能為政府的政策進行辯護。我向官員們和所在部的大臣都提出過這個問題。有一次，當首相亞歷克·道格拉斯－霍姆來向一群政務次官發(fā)表講話時，我甚至也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盡管他對此也顯得很同情，但是事情仍然沒有任何進展。

部里的官員們對此問題一直持這樣的觀點：即使對這些最需要救濟的人群不再使用“收入規(guī)定”，也會在其他地方產(chǎn)生“影響”。當然，從邏輯上講他們是正確的，但我是多么厭惡“影響”這個詞啊！大臣們?nèi)绻粦{表面理由就贊同這種觀點，而不從政治上對其做出判斷，那么他們就是錯誤的。１９６４年，工黨政府上臺伊始就做出了幾個舉動，其中之一就是對我現(xiàn)在力爭解決的這一問題做出了改變，他們也因此而贏得了信譽，這些對我來說毫不驚奇。我很清楚其中的教訓：官僚邏輯不能代替大臣的判斷。如果忘了自己是個政治家，那么政治“影響”就會影響到自己。

我在養(yǎng)老金部任職時總是非常忙碌。盡管我和負責戰(zhàn)爭撫恤的政務次官合用部里的一輛車，但我通常還是一大早從法恩伯勒自己開車上班。在部里，一天的工作可能會從我們兩位政務次官與約翰·博伊德－卡彭特的討論開始，討論的內(nèi)容可能是稍大一些的政策問題或者是目前的政治形勢。然后是一大堆需要我簽名或者給我提建議的信。此外，根據(jù)大臣分給我的職責領(lǐng)域，我可能還會參加與這些職責領(lǐng)域有關(guān)的會議，例如，就養(yǎng)老金問題安排與其他國家的交流。我也可能會見那些正在準備社會保障前景計劃文件的官員——這是一個既有必要同時又很艱難的任務。下午，一個來自壓力集團的代表團可能會來造訪我，即使是在當時，這種壓力集團也多來自社會福利領(lǐng)域。他們要么是要求糾正某些所謂的不正常情況，或者是要求增加某項救濟。有時我也會去走訪地區(qū)的“社會保障”辦公室，與那里的職員們討論一下他們所面臨的問題，并聽一聽他們的建議。我一般在議會里用餐，或者與政界的朋友共進晚餐，其中就有厄內(nèi)斯特·馬普爾斯。他是一位熱情洋溢、有創(chuàng)見的政治家，在任職交通大臣期間頗有名氣。如果有他妻子作陪肯定會讓你非常高興，同時還保證會讓你品嘗到佳肴和美酒。如果有分組表決，我通常會在十點趕到議會投票，然后帶著兩三個裝滿信件草稿和政策文件的文件盒開車回家，晚上閱讀這些信件和文件直至第二天凌晨。

我對下院的感覺一直沒有變化，這也是我在擔任后座議員的兩年中形成的。工黨席上的對手們并非等閑之輩。迪克·克勞斯曼有著最為出色的政治頭腦，而且捉摸不定；道格拉斯·霍頓精于概括，極難對付。但是，這兩人我都很喜歡，還下決心贏得所有的辯論。在提問時間段內(nèi)，當我們的政策受到攻擊而我又在辯論中發(fā)言時，我喜歡擺出事實和數(shù)字與他們進行交鋒——不過，我有時候還是應該再謹慎一些。有一天，當我站在議會講臺上發(fā)言時，一個文官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辯論中提到的某一點的相關(guān)的最新數(shù)字。我立即得意洋洋地說：“現(xiàn)在，我拿到了最新的數(shù)字?！弊h會里的人們爆發(fā)出哄堂大笑，過了一會兒我才意識到我這句話是句雙關(guān)語。

可能是出于運氣，我們部把回答提問的時間定在了星期一，就在１９６２年７月那次被稱為“長刀之夜”的聲名狼藉的內(nèi)閣改組之后。約翰·博伊德－卡彭特離開原職改任財政部首席大臣，而奈爾·麥克佛森還沒有接替他到養(yǎng)老金部任職。由于單子上列出的問題中多數(shù)都與我主管的那部分業(yè)務有關(guān)，而不是戰(zhàn)爭撫恤方面的問題，所以我不得不代替本部的大臣回答將近一個小時的問題。這就意味著，我自己和那些我不得不打擾的官員們又得經(jīng)歷一個神經(jīng)受折磨的周末。工黨成員們吵吵鬧鬧的，而伊恩·麥克勞德是當時在議會中的惟一一名內(nèi)閣大臣。不管怎樣，我還是對付過來了。當有人問及未來的政策時，我答道，我會把這件事匯報給我部的大臣的——“等我們部有了新大臣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