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被欺騙了,這一點確定無疑,但是他們愿意被欺騙……他們投票否定了生活中那些聽起來不夠奢華的期望,而這正是一位清醒的公務人員為之奮斗的目標。他們投票是為了能夠吃上蛋糕并且擁有它,還能夠存一些蛋糕以備雨天吃,并且還能分給別人一些;他們投票是為了能夠拿到更多的工資同時又不用干那么多活,也是為了能夠得到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他們像卡努特國王的那些奉承諂媚他的朝臣們一樣投了票:這位國王把他的座椅放在逐漸逼近的潮水面前,以王室的權威和毋庸置疑的意志命令潮水退去。人民能夠根據(jù)他們自己的意志選擇他們的君主。沒有人能夠剝奪他們的權利。潮水仍在逼近。
因此,布朗根當時已經看出,民眾對工黨的幻想破滅了,在他寫書時這種情緒已經非常明顯了。這是對社會主義者不可避免的報應,因為他們激起了人們過高的期望,而這種期望是沒有人能夠實現(xiàn)的,更別說那些制定錯誤政策的人了。布朗根有一段極為經典的諷刺話:“凡是斯塔夫德·克里普斯閣下試圖增加福利和幸福的地方,那里連草都不會再長了。”
布朗根還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股導致無序和崩潰的力量,是一種可能腐蝕整個政體的毒藥。并且,工黨是一個“軟弱無力又愛大發(fā)牢騷的政黨,同時由于它肆意放縱自己的思想,生活觀方面極為幼稚而不現(xiàn)實,所以也不適合執(zhí)政?!彼f的這些話我們許多人都有體會,但總的說來,用這么強烈的言詞表達出來還是顯得有些輕率。
對抗集體主義的兩種可能的戰(zhàn)略——漸進的和激進的戰(zhàn)略——之間的對立,在我參與保守黨的政治活動中始終都有所體現(xiàn)。但在戰(zhàn)爭剛結束的幾年里,對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國際問題而不是國內事務。
1945年8月6日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當時我正在布萊克浦市看望我姐姐(她已從伯明翰的整形醫(yī)院來到了這里),從廣播新聞中得知美國在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人們已經知道我們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技術正處在突破的前夕。也許我自己學習的專業(yè),以及我對與科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應用有關的問題的強烈興趣,讓我比大多數(shù)人更加清楚發(fā)展原子彈可能導致的結果。第二年,美國出版了《用于軍事目的的原子能》一書,我看了(在很大程度上也理解了)書中對有關問題的充分闡述。說起來可能算是陳詞濫調了,可是當時一聽到關于廣島的最初報告,我真的立刻意識到,這顆原子彈的降臨“以某種方式改變了這個世界”?;蛘哒缜鸺獱栕约涸谒木拗貞涗洝兜诙问澜绱髴?zhàn)》中所說的那樣:“它加快了二戰(zhàn)結束的進程,也許還會產生其他更多的影響。”
核武器的出現(xiàn)在科學、戰(zhàn)略和政治方面的全部意義需要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做出評估,而且,像它所涉及的科學一樣,核武器本身也會繼續(xù)發(fā)展變化。但是,核武器的使用對人類和環(huán)境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很快就顯現(xiàn)出來了。1946年冬天,我讀了美國記者約翰·赫西有關廣島的報告,這篇報導最先刊登在《紐約人》雜志上,后來作為“企鵝出版社專版”出版。說來有些奇怪,與那些駭人聽聞的描述相比,比如人體傷害、烈火、放射性塵埃和輻射引起的疾病等,更加震撼人心的卻是那些從灰燼中破土而出的野花和小草的凄美景象——它們的生長也殘忍地受到了核彈輻射的影響。
在從布萊克浦乘火車回家的第一個晚上,我在火車上對此事進行了反思;后來,我又看到許多有關這次大規(guī)模毀滅的報導和照片,但所有這些都沒有讓我對做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的正確性產生任何的懷疑。我認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是正確而有充分的理由的。首先,如果盟軍到日本本土去和日軍作戰(zhàn)的話,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盟軍的傷亡和損失。當時日本還有二百五十萬武裝力量,并且在沖繩戰(zhàn)役中我們已經遭遇到了他們的瘋狂抵抗。所以,只有盟軍在軍事技術上的巨大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先后在廣島和長崎被加以證實——才能讓日本的領導層相信負隅頑抗只能是死路一條。在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一周后,美國又在長崎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投降了。
盡管戰(zhàn)后由于英、美在核武器開發(fā)方面的合作破裂——所以直到1952年我們自己才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但在當時,英國也積極參與了原子彈的開發(fā)制造過程。正如我們現(xiàn)在所知,丘吉爾和杜魯門在波茨坦被斯大林欺騙了。當美國總統(tǒng)將有關原子彈的消息“委婉地透露給”這位蘇聯(lián)領導人時,已經知道此事的斯大林立刻返回莫斯科,命令他的科學家們加快他們的核武器計劃。我擔任英國首相一職后經常提醒蘇聯(lián)人這樣一個事實,即美國人當時還是非常仁慈的,最有說服力的證據(jù)是,在那關鍵的幾年里,全世界只有美國人手里握有核武器,這就意味著它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全世界,但是美國人還比較克制,并沒有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