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小學高年級的時候，我第一次讀到吉卜林的作品。他于１９３６年１月逝世。但一接觸到吉卜林的作品，我就對他的詩歌和小說著了迷，常常要求父母給我買一本吉卜林的書作為圣誕禮物。他的詩歌通俗易懂，能夠讓兒童了解一個更廣闊的世界——實際上是帶他們進入許多更廣闊的世界——包括大英帝國、人們的工作、英國的歷史以及動物王國。像我后來接觸到的好萊塢電影一樣，吉卜林的作品也讓我了解到格蘭瑟姆小鎮(zhèn)以外的浪漫生活。到這時，我的閱讀所涉獵的范圍很可能比班上的多數(shù)同學要寬得多，毫無疑問，這也是受到了我父親的影響，這一點有時也會顯露出來。我至今仍記得曾寫過一篇關于吉卜林的文章，我在文中使用了“鄉(xiāng)愁”這個詞，于是便有人指責我是從哪本書上抄襲來的。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氣得火冒三丈，其實那個詞我用得很自然，并不是有意抄襲。

從亨廷塔爾路小學畢業(yè)后，我就讀于凱斯蒂溫和格蘭瑟姆女子學校。學校在鎮(zhèn)子的另一邊，可我中午還是回家吃飯，因為在家吃飯比在學校要節(jié)省一些，這樣我每天來回要走四英里遠的路。我們的校服是鮮艷的淡藍色，所以人們都說我們是“穿藍校服的女生”（當倫敦卡姆登女子中學的學生在戰(zhàn)爭期間撤到格蘭瑟姆時，人們稱她們是“穿綠校服的女生”）。我們學校的校長是威廉斯小姐，她身材嬌小，為人正直，頭發(fā)是灰白色。她在１９１０年創(chuàng)建了這所學校并自任校長，還為學校訂了一些規(guī)矩，例如，所有的女孩子，不管學業(yè)怎樣，在四個學年中都必須學習家政。我上學的時候，看到她雖然不動聲色，但卻很有權威，學校里的大小事情都由她決定。那時我非常欣賞她在重要場合才穿的特殊套裝，例如，每年的校慶或者頒獎典禮。在這些場合，她會穿上漂亮的絲綢套裝，剪裁合體，做工很細，看上去極為端莊高雅。但同時她又很講究實際，她告誡我們說，如果花同樣多的錢，寧可買質量上乘的棉制品，也不要買質量差的絲綢衣物。“如果買一件剪裁合體的毛料大衣更合算一些，那就永遠不要去買一件太便宜的毛皮大衣?！毙枰獔猿值囊粭l原則是，根據(jù)自己的收入來選取較好的質量。

我們的老師都很有敬業(yè)精神，全鎮(zhèn)人也都非常尊敬她們。學校不大——只有三百五十名女生——學生和老師們基本上都相互認識。女生們一般都來自中產階級家庭，但家人從事的職業(yè)則相當廣泛，有的在城鎮(zhèn)，有的在農村。我最親密的朋友的父親是一個建筑商，她就是每天從大約十英里以外的一個村莊來這兒上學的。我有時也到她家里小住，她的父母也像我父母一樣非常希望自己的女兒多受些教育。他們會帶著我們倆到野外散步，教我們辨認各種野花，以及各種小鳥和它們的叫聲。

我們的歷史老師是哈丁小姐，她講課特別引人入勝，我也從她的課中得到一些啟發(fā)，但遺憾的是，我在這方面并沒有充分地發(fā)展。多年以后，我在擔任首相時曾踏上加利波利這個悲劇性的戰(zhàn)場，那時我的耳邊又清晰地回響起了她當時講述達達尼爾戰(zhàn)役時的情景。

但是毫無疑問，在學校里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化學老師凱小姐，這也讓我后來下決心專修化學。即使是在戰(zhàn)前，攻讀理科的女孩也很常見——至少在女校中是這樣的情況。當時在科學上出現(xiàn)了一些突破性的進展，比如原子的裂變和塑料的研究開發(fā)等，對這些進展的報道更增添了我對自然科學天生的熱愛。很明顯，科學正在翻開嶄新的一頁，而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員。另外，我知道自己必須獨立謀生，所以學習理科看來也是一條令人激動的道路。

我父親十三歲就輟學了，所以他下決心要在我身上加以補償，于是便支持我抓住每一個受教育的機會。諾丁漢大學定期在格蘭瑟姆舉行有關時事和國際問題的“擴展”講座，我們倆就一起去聽。講座結束后會留一段時間讓聽眾提問，我和其他人總是踴躍參加。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駐在當?shù)氐挠始铱哲娨晃幻忻琢诸D的中校的提問。后來在戰(zhàn)爭即將結束的時候，此人在一次補選中從丘吉爾的政黨聯(lián)合中為聯(lián)邦黨——一個代表中產階級的左翼反對黨——奪取了在切姆斯福德選區(qū)的席位。

父母對我的學習情況非常關心，作業(yè)必須按時完成，即使是星期天晚上也不例外。戰(zhàn)爭期間，在卡姆登學校的女生撤退到格蘭瑟姆后，學校的課程安排實行倒班制，因此本來要參加宗教活動的周末也被利用來上課了。我的父親是自學成才的，非常喜歡閱讀，經常與我討論我在學校里學到的東西。有一次，他發(fā)現(xiàn)我居然不知道沃爾特·惠特曼的詩，就立即給我補課。直到現(xiàn)在，惠特曼仍然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父親還鼓勵我讀一些古典作品，如勃朗特和簡·奧斯汀的作品，當然還有狄更斯的作品：狄更斯的《雙城記》有很強的政治性，也是我最喜歡的。我父親那時還訂了一份名叫《希伯特》的哲學雜志，盡管我努力了，但仍然很難讀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