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當時曾流行一種觀念，即國家的負債狀況對整體經濟并沒有任何影響，我們對此也做了一系列的檢驗。這個觀念是由巴羅所主導，他曾經是我教過的學生。盡管有此淵源，加上這項觀點也可以視為生命周期模型的擴大應用，我還是完全不能同意他的理論。就如我先前指出的，原始的生命周期模型是持相反的看法。巴羅的結論系立于完全理性與無限生命的假設上，在這種狀況下，假如政府減免稅負而導致財政赤字，那么理性的人就會把增加的稅后所得儲蓄起來，因為你知道，日后政府必然要增加租稅以償還負債，若目前不增加儲蓄，就必須以減少未來消費來換取今天較多的消費。但是許多美國與意大利或是其他國家的橫斷面研究，都明顯地否定了巴羅的假說。

另外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是有關理性預期的論述，其理論基礎剛好就建立在我早先的社會事件可預測性的分析之上。兩者共同的觀點是，值得信賴的預測，必須收集所有相關的經濟資訊，也必須充分考慮預期對所要預測事件可能產生的效果。理性預期的研究方法導出的結論是，政策根本無從有系統(tǒng)地影響實質面的經濟。不管你怎么做，整個經濟仍會依循其既有的走勢。然而，我卻完全不能同意他們的論點，不止是原理而已，連其應用也不例外。特別是他們主張政策無法產生效果，基本上是從兩項很有問題的假設導出來的：其一是，只要有關的行為人相信經濟不會受政策面的影響，即使在最短的期間內，經濟也不會受到影響：其二是，所有相關的行為人都相信這樣的觀點。

我對上述兩項假設都持否定的看法。否定第一項假設，是因為經濟體系內存有能被政策所抵消的緩慢調整；否定第二項假設，是認為有關的行為人可能會使用各種不同的模型，包括按照過去經驗而做推論，幾乎沒有人會相信政策在短期內是中性的，因為事實上就并非如此。對貨幣論者企圖按照他們的假設來建立的模型，我持否定的態(tài)度，而實證資料也支持我的看法。事實上，這些模型所做的預測結果，比起如MPS等模型，在精確度上可說遜色頗多。

我也曾嘗試對當前其他的政策性議題貢獻一己之力。我對通貨膨脹的效果下過一番工夫。此一問題基本上有兩種看法。其中一派認為通貨膨脹是一項大災難，而另一派則認為通貨膨脹其實并沒有任何影響。例如，一些學者經常認為貨幣對經濟沒有實質效果，因此通貨膨脹了也沒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顯示，通貨膨脹會產生相當多的效果，其中許多和行為人（包括許多經濟學者?。┎涣私馔ㄘ浥蛎浀暮蠊泻艽蟮年P聯(lián)。我曾經用這樣的論點，來說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現(xiàn)象。為什么在通貨膨脹時，股票市場往往會下跌，而不是隨通貨膨脹而上升？既然股權是實質性資產，股票不是應該上升嗎？但是，它通常卻會下跌。

解讀股價指數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場非常低迷，我寫了一篇論文，以通貨膨脹所產生的非理性行為來解釋低迷的市場。我認為，大眾并不了解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的差別，所以在計算利潤時，利率的部分須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而做調整。因此我曾說，假如股票市場能理性地評價，那么指數應當是實際數字的兩倍。當時的股價指數大約是800點，我預測假如通貨膨脹緩和下來，股票市場將上漲一倍。后來通貨膨脹緩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準，而股價指數也的確上漲了一倍。問題是后來的指數上升了三倍。事實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股份于1929年達到頂點的經驗，才做出上述的預測。我特別指出，在股價回歸到正常的過程中，必然產生許多資本利得，這些資本利得常被誤解為可繼續(xù)保有的額外利潤。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股價就會節(jié)節(jié)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認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處于這種漲過頭的狀況。如果我們考慮利潤的變動和利率的變動，就會發(fā)現(xiàn)股票市場真的已經超出理性評價的范圍。由于市場可能繼續(xù)非理性地變動，股價仍可能繼續(xù)攀升；但是，到了某一點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滅了。（就在本演講后的幾個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國股市真的崩盤了。）

在我回顧個人的貢獻時，我發(fā)現(xiàn)有一條一貫的脈絡：喜歡與時代主流背道而馳，挑戰(zhàn)當時所謂的正統(tǒng)。這些正統(tǒng)說古典學派已經過時，說富人的所得中用來儲蓄的比例比窮人來得高，或是說績優(yōu)的有價證券利率比股權報酬率低，因此負債融通的成本比較低。

我期望未來能繼續(xù)扮演挑戰(zhàn)正統(tǒng)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對未來的方向做過多的思考。我只愿順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隨時準備妥當而投入其中。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演講

演講日期：1987年10月28日

我想把今天的題目擴大為“重生的經濟學者：追隨先知但未見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這個擴大后標題的兩個部分是很傳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來談的，是我成為經濟學者的演化之路；這樣的題目，恐怕不是我能勝任的。因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經濟學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為經濟學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經歷了知識領域的全盤轉變。接下來，我將會回顧這樣的經歷，同時也為誰夠資格被稱為經濟學家的引申性定義與分類，做一番個人的辯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