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嘗試整合計量經濟學的方法論與凱恩斯總體經濟分析時，我們一直信心十足。面對戰(zhàn)后的規(guī)劃工作，我們覺得整個經濟的的福祉正掌握在我們手中。在往后的十年，我們透過模型的建構與運用所獲致的成果，遠超過當初我們預估戰(zhàn)后美國情況時最大膽的夢想。不過我們知道自己做的還不夠好。我們所建構的系統(tǒng)是從考列斯委員的成果演化而成，已成為經濟學者標準研究工具組合的一環(huán)。這些系統(tǒng)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沒有完全主導政策的形成，它們在經濟預測上位居領導角色，但也并非經濟預測領域中獨一無二的方法。

芝加哥大學里的科學家，秘密地以編組方式進行比考列斯委員會更重要的研究計劃。由于考列斯委員會的主任，正是這群科學家的領導人季拉德（Leo Szilard）的老友，因此，我們與那些科學家交往相當頻繁。季拉德這位堪稱20世紀最絕頂聰明的人物之一，偶爾也會客串業(yè)余經濟學家的角色。他曾建構總體經濟的室內賽局（Parlor Games），來說明如何透過一項貨幣管制方案以消除景氣循環(huán)，也教導我們許多研究的策略，以及如何融合政治與科學。還有一位我們常接觸的科學家，是傳奇人物馮紐曼（John Von Neumann），他在前往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的途中，常會造訪芝加哥，因為當時橫貫美國東西部的火車行程，必須在芝加哥換車。另外一位對考列斯委員會的成員有相當深入影響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數理統(tǒng)計者瓦德（Abraham Wald）。

歐洲學術之旅

我個人學術生涯的下一步，就是要培養(yǎng)更豐富的國際觀。在那一段時光，有些經濟學者每個月都要到世界各地實地考察，到歐洲更是家常便飯。我也在1947年離開考列斯委員會后，展開了一趟橫渡大西洋的歐洲之旅。當時我剛在渥太華（Ottawa）結束了第一個月加拿大經濟模型的整合工作。此一專案后來在加拿大持續(xù)了很長時間，造就了一個在加拿大學術界相當活躍的團體，至今規(guī)模仍在不斷擴大中。

到歐洲各地的經濟與計量經濟研究中心造訪考察，也算是我的教育的一部分。我從中對世局有更深刻的了解，但是更吸引我的仍是這些主題在美國的蓬勃發(fā)展。至于親眼目睹歐洲從戰(zhàn)后的瓦礫中重建，也是相當可貴的經驗，并開啟了許多迄今仍活躍的專業(yè)交流。這些對我個人的學術生涯的發(fā)展，都產生了重大的沖擊。

大戰(zhàn)之前，英國的劍橋及倫敦可以說是影響世界經濟思潮的重鎮(zhèn)，來自全球各地的人士齊聚那里進行研究。美國則是急起直追，但直到1946年以后，才取而代之，而各國學者也就紛紛來到美國。事實上，許多其他研究領域也是由美國執(zhí)世界之牛耳，這種現象40年來一直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海外歷練的那一年，我有機會接觸到正宗凱恩斯學派的學者，也就是曾與凱恩斯共事的劍橋學者。我和凱恩斯素昧謀面，但是透過卡恩（Kahn）、羅賓遜夫人以及斯拉法（Pierro Sraffa），使我對劍橋學者的思想有深入的認知。我同時也見到了卡爾多與斯通（Stone）等重要學者。有趣的是，當年我的老師薩繆爾森尚未到過劍橋，但對這些學者卻如數家珍。劍橋的人也曾向我提過此事。

我第一次造訪歐洲，剛好是薩繆爾森初訪歐洲之前的幾個月，我們在他行程的第一站挪威會面。在海外的一年，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挪威，跟著奧斯陸大學的教授弗里希（Frisch，1969年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學習。當時，薩繆爾森剛出版《經濟學》一書，受到熱烈的佳評。他在歐洲各地訪問之際，我也剛好結束了在歐洲一年的研究。

凱恩斯體系中涉及一個問題，即財富對儲蓄的影響。這在總體經濟學的文獻里，就是所謂的庇古效果（Pigou Effect），但實質上庇古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主要是從流動資產（Liquid Assets）而非總財富的觀點來考察。當時戰(zhàn)爭剛結束，民眾手上都握有為數不少的流動資產（特別是儲蓄公債），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普遍也極為重要的課題，值得深入探究。

接觸調查研究方法

我從歐洲返回美國之后，加入由伯恩斯（Arthur Burns）所領導的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在那里，我先是從事鐵路部門生產函數的預估工作，一年后，參加了局里與密歇根大學調查研究中心（Survey Research Center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合作的一項專案計劃，利用消費者財務調查的資料，以進一步了解儲蓄行為，尤其是庇古效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出現的經濟研究新趨勢，其中之一就是我所從事的計量經濟學，特別是總體計量經濟學儼然成為主流。至于調查研究方法，則在戰(zhàn)時蓬勃發(fā)展，用來協(xié)助政府規(guī)劃民間活動而提升戰(zhàn)斗力。其中一個主要的團體設于農業(yè)部之內，除了和學術界建立聯(lián)系，并在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學成立了社會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我和這些統(tǒng)計學的工作團隊共事愉快，而他們跨學科的研究態(tài)度，也令我耳目一新。我從中學到許多經濟學與心理學、社會學還有其他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

在調查研究中心，我學到了許多家庭行為（Household Behavior）的知識，以及相關的測量技巧。該項工作是利用人口抽樣的方法，每一項研究的人有數千個。這些研究讓我進入了處理大規(guī)模資料的領域，借助打孔卡片及電子處理機械來完成工作。電腦在當時已問世，只是幾乎還未用到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處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