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重心應放在整體框架結構上

記者：

中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劉世錦博士、中國社科院的張曙光博士想了解，您主張用“一致同意”作為檢驗效率的標準，但在實際生活中，人們在做出“同意”選擇時總要受到某些約束條件的影響，而這一點對解釋效率是重要的。是否可以換個角度，用人們“不同意”時的“退出成本”大小來說明同意程度，并以此顯示效率高低?

布坎南：

首先，我認為這個問題反映出了對這里復雜性的真正理解。這是一個非常深奧微妙的問題。我想我曾經(jīng)說過，而且很多人都說過，在一種因襲的競爭世界中，退出選擇所起的作用十分完善。由于在這種世界中只有買方和賣方，你就無法知道怎樣才是有效的行動步驟。你可能會順其自然地采取步驟，然后以一種有理由的方式來接近于一致同意。這是一種不需我們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基本理由。買賣雙方與退出而非集體化活動的關系產(chǎn)生出巨大的社會相互作用。由于這種作用的存在，在無法制止退出成本時，人們就得設法向一致同意的方向努力。從這個意義來說它們之間的關系很緊密。

記者：

你所在的喬治·梅森大學里就有一位叫肖滿章的博士想問：公共選擇學派對于中國改革的相對成功，以及東歐俄羅斯改革的相對困難有何評論?

布坎南：

我還不敢肯定公共選擇能夠像其他解釋一樣用來闡述這些問題。但是我的確知道公共選擇與經(jīng)濟學結合，一般說來，可以從一種深層結構來分析資料、預測事物的發(fā)展和其他東西，用以說明何以集體經(jīng)濟學的失敗或不能解決問題的原因。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也并不一定就是公共選擇對促動因素的解釋。關于諸如越南、中國和其他如前蘇聯(lián)或白俄羅斯等，這些由于與美國建立了一些經(jīng)濟關系而更為成功的國家的問題，我想我對此問題的解釋是：在這些民族間有著一種基本的行為差異。我認為，亞洲人，美國一些州和西歐的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常常具有一種我稱之為天賦生意癖的特性。這種東西斯拉夫民族就不具有。我想在斯拉夫與非斯拉夫民族之間有著一種根本上的差別。這是一種完全非經(jīng)濟學、非公共選擇的解釋。這正如四年前我談到這個問題時，一位非常著名的俄羅斯經(jīng)濟學家對我說過的一樣。他說美國人是天生的生意人，而俄羅斯人是天生的奴隸。我覺得這話很有意思。回過頭來說中國、越南或日本人，我認為他們具有比俄羅人多得多的天賦生意頭腦。這個根本性質的心理特征比起促動因素或經(jīng)濟知識來更為重要。毋庸置疑，這些經(jīng)濟要素、經(jīng)濟特點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從集體化經(jīng)濟在斯拉夫各國已成為歷史這一事實中更能看出這一點。盡管人們曾把整個社會的經(jīng)濟集體化，而此現(xiàn)象至今還遠遠未從越南和中國的實際經(jīng)歷中完全消除。當然，俄羅斯人通過長期的實踐試圖獲得這些東西。因此，就部分來說，是長期的歷史促成了這種生意頭腦的產(chǎn)生。不過，我看就是在今天，俄羅斯人仍未獲得任何天賦的交易法靈感。

記者：

中國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教授，想就這樣一個問題與您交換看法：在中國經(jīng)濟學界，似乎有一種見解，認為新制度學派否定公共利益考慮和意識形態(tài)作用，把人看做是僅僅追求私利的“經(jīng)濟人”，愿聽聽您的評論?

布坎南：

正如你所說的一樣，對公共選擇和眾多的新制度經(jīng)濟學來說，這是一種主要的、具有普遍性的批評。我對此的答復在幾篇關于這個問題的序言中。首先，我認為無論怎么聲稱經(jīng)濟人或者說一個為自身利益考慮的人的存在是不能夠解決所有問題的。我們不需否認還有很多促動因素。一個人總是面臨著多種促動因素，而經(jīng)濟的促動因素總是存在的。這就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解釋，與其他資料結合，它能更充分地解釋世界模式。我們能夠預測多少？現(xiàn)在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許多情況都可以預測，雖然不能說所有的情況，但很多情況，包括私營企業(yè)、公共領域、政府官僚都可以預測。商人并非任何時候都嚴格按照私利辦事，他們也盡量以一種自己認為于社會有益的方式辦事。我們不否認這樣說過于抽象。但我們只要討論一下他們行為的一個具體方面，就可以比較全面地解釋一些社會相互作用的問題。就公共利益來說，我們認為根本就不存在公共利益這種東西。最多也只能說我在此時此地受到了我認為于公眾有益的想法的促動。我不說公共利益，你們知道我與你們的分歧。對公共利益這種說法我是不贊同的。既然獨立的個人有其自己的利益，那么，公共利益之說在我看來就是無稽之談了。

記者：

北京一家民辦經(jīng)濟所的方紹偉博士說：您的理論包括實證和規(guī)范兩個層面，其實證理論主要是公共選擇理論，規(guī)范理論主要是以“一致同意”為核心的觀念。他想了解：①這兩部分理論的相互關系如何? ②有人批評您的規(guī)范理論過分理想化，您有何意見? ③您認為經(jīng)濟應該是交易學，有人把您的經(jīng)濟學稱為新政治經(jīng)濟學，您認為您的經(jīng)濟理論的實質是什么? ④您與科斯、諾思的學問有何聯(liá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