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到河邊，找到一棵枝葉繁茂的山核桃樹，在樹蔭下安頓好。然后，他告訴我一大堆讓我發(fā)呆的事情。比如通過一些方法可以找到任何事情的真理，不是像亞里士多德那樣坐著空想（一個聰明卻有點兒糊涂的希臘紳士），而是要走出去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作出假設，通過實驗觀測總結，反復檢測數(shù)據(jù)，最后得出結論，再進行反復的論證，一遍又一遍。他告訴我奧克姆剃刀原則、托勒密，還有天體音樂，以及許多個世紀里，人們關于太陽和行星錯誤的認識。他告訴我林奈，以及林奈的分類系統(tǒng)，我們若是命名了一個新物種，也要遵從這個體系。他告訴我哥白尼和開普勒，為什么蘋果會往下掉砸中牛頓的腦袋，月亮是怎么繞著地球轉的，演繹法與歸納法的緣由，以及弗朗西斯?培根。爺爺告訴我他1888年到華盛頓旅行的時候，加入了一個叫“國家地理協(xié)會”的組織。他們致力于把國民從迷信的沼澤中拉出來，特別是經(jīng)歷了南北戰(zhàn)爭以后。

所有這一切組成一個讓人陶醉的世界，遠離手帕和頂針，我坐在樹下，坐在蜜蜂和野花中間，聽爺爺耐心地給我講述。

幾個小時過去了，太陽升到我們頭頂（正確地說，我們挪到了它的下面，日夜在緩慢地交替）。我們一塊兒分享了一片薄薄的芝士洋蔥三明治、一片山核桃派、一罐水。然后他從銀燒瓶里倒出兩口烈酒喝掉，之后我們在昆蟲的嗡嗡聲和樹葉的斑駁光點中打了個盹。

我們醒過來，把手帕放到河里浸了浸，洗了一下，感覺神清氣爽，然后沿著河岸走。我在他的指點下，捉到了各種各樣的生物，爬行的、游泳的、飛翔的，什么奇怪的都有，然后我們通通檢查一遍，不過他只留下一只昆蟲，裝到一個帶金屬蓋的玻璃瓶里，瓶口還被戳了一個洞，這個玩意兒是從我們家廚房里拿的（薇歐拉總向媽媽抱怨她的瓶子不斷失蹤，媽媽認為是我的兄弟們干的，這倒刷新了歷史―他們是清白的）。一張平滑的、小小的紙標簽貼在瓶子上。我把相關說明、時間日期都用鉛筆寫上，不過我不知道地點該怎么寫。

“想想我們在哪兒，”爺爺說，“看看你能否簡潔地描述它，下次你還能找到它嗎？”

我透過樹叢望望太陽的角度，計算我們走了多遠。“我能不能寫距塔特家偏西一公里半，靠近三叉橡樹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