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不賣賬，說自己當時說的話被歪曲理解了。石西民說：“要么，你說你說的話本意是不反黨的，但 實質(zhì)上 是反黨的。加個 實質(zhì)上 ，行不行呢？”傅雷堅決不答應。傅雷是個怎么想就怎么說，怎么說就怎么做的人，正因為如此，他后來還是被劃成了“右派分子”。他被劃成“右派分子”很晚，在1958年的時候。這對傅雷是非常沉重的打擊。當時他一度曾經(jīng)想自殺。這一點，他的幾位親友都提及過。傅雷一天晚上出去以后，很晚很晚都沒回來。最終到了半夜才歸家。他對他夫人說，他有兩個孩子，為了孩子，他不能不回來。

傅雷被劃成“右派分子”之后兩個多月，傅聰在國外得知此訊。這是他決定出走的很重要的原因。后來據(jù)他說，當時已經(jīng)叫他回國了?；貒螅磪⒓印胺从遗伞边\動，那就變成了“兒子揭發(fā)老子，老子揭發(fā)兒子”的局面，“我不愿意陷入這種惡性循環(huán)”；要么叫他回國以后下農(nóng)村勞動，叫做“深入生活”。而彈鋼琴的手指是非常嫩的，勞動一段時間后再回來彈琴手指就發(fā)硬了?；谝陨蟽蓚€原因，他從捷克出走英國。

這件事發(fā)生后，上海作家協(xié)會黨組找了傅雷的好友周煦良先生，要他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由黨組織出面告訴傅雷的話，對他沖擊太大了；由周先生出面的話，會緩和一點。周先生到了傅雷家，在客廳里走來走去，就是說不出這話。良久，傅雷問起，他才把傅聰出走的消息告訴傅雷。傅雷一聽，人當時就傻在那里了，此后在家躺了好幾天，不吃不喝的。所以，傅聰?shù)某鲎邔Ω道椎拇驌舴浅Ｖ螅道紫氩煌ㄟ@件事情。從《傅雷家書》也可以看出，他們的通信在那段時間中斷了好一陣子。后來這件事情引起了夏衍先生的注意，將此事告知陳毅市長，陳毅市長又匯報給周總理。周總理鼓勵傅雷不斷給傅聰寫信，讓他們父子之間保持通信。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們才恢復通信。也因此，傅雷一再教導兒子，一切以國家利益為重。傅聰當時在英國給自己定了“三原則”：一是不入英國籍，二是不去臺灣，三是不說不利于祖國的話，不做不利于祖國的事。傅聰能在英國的那種環(huán)境下，做出這“三原則”決定，完全是受了傅雷的影響和教導。

傅雷父子在那種背景下還保持著通信，當時傅聰?shù)拿糠庑?，對傅雷來說都是極大的安慰。每次收到傅聰?shù)膩硇?，傅雷都非常激動，總會拿著信，在書房中兜圈子，一邊走一邊看信?？上菚r候沒有e-mail，有的話信件就能夠當天往返。（圖48）那時候一封信一來一去就是一個月的時間。所以傅雷在書房中關(guān)注著千里之外的兒子，對他千叮嚀萬囑咐。那時候打長途電話也不容易，書信就成為父子交流的最主要的方式。后來傅雷知道傅聰有了女朋友，而她又是美國著名小提琴家梅紐因的女兒時，他非常高興，又給他們祝福，又給彌拉寫信。傅雷是從事法文翻譯的，用英文寫信，對他來說有點吃力。盡管如此，他還是用英文給彌拉寫信。

頭上戴著“帽子”，愛子遠走異國，傅雷苦悶已極。就在這時，苦中加苦，愁上添愁：1958年，傅雷把巴爾扎克的《賽查 皮羅多盛衰記》譯出來了，寄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卻被束之高閣。自1958年6月至1959年5月，花費近一年時間，譯出丹納的《藝術(shù)哲學》。如同傅雷在家書中所寫的：“思之悵悵。 此書原系1957年 人文 向我特約，還是王任叔來滬到我家當面說定，寄出后又擱淺了。 ”

傅雷以譯書為業(yè)，他沒有工資，以稿費為經(jīng)濟來源。譯稿不能出版，對于他來說是致命的打擊。是原著有問題 不，不，他譯的是法國文學藝術(shù)名著。是譯文有問題 不，不，他的譯筆是一流的。為什么不能印行呢 原因就出在他頭上那頂“大帽子”!

“改個名字，用筆名出書吧!”出版社向傅雷提出這樣的建議。傅雷一向淡于名利，改用筆名出書本也無妨。然而，由于他是“右派”而要他改名換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