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雖然算是小同鄉(xiāng)，但我與孟真先生并不熟識，幾乎是根本沒有來往。原因是年齡有別，輩分不同。我于1930年到北京來上大學的時候，進的是清華大學。當時孟真先生已經(jīng)是學者，是教育家，名滿天下了。我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不可能有認識的機會。

我記得，在我大學一年級或二年級時，不知是清華的哪一個團體組織了一次系列講座，邀請一些著名的學者發(fā)表演說，其中就有孟真先生。時間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三院的一間教室里。孟真先生西裝筆挺，革履锃亮。講演的內(nèi)容，我已經(jīng)完全忘記了，但是，他那把雙手插在西裝坎肩的口袋里的獨特的姿勢，卻至今歷歷如在目前。

在以后一段長達十五六年的時間中，我同孟真先生互不相知，一沒有相知的可能，二沒有相知的必要，我們本來就是萍水相逢嘛。

然而天公卻別有一番安排，我在德國呆了十年以后，陳寅恪師把我推薦給北京大學。1946年夏，我回國住在南京，適值寅恪先生也正在南京，我曾去謁見。他讓我?guī)е以诘聡l(fā)表的幾篇論文，到雞鳴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見當時的北大代校長傅斯年，我遵命而去。見了面，沒有說上幾句話，就告辭出來。我們第二次見面就是這樣匆匆。

“二戰(zhàn)”期間，我被阻歐洲，大后方重慶和昆明等地的情況，我茫無所知。到了南京以后，才開始零零星星地聽到大后方學術(shù)文化教育界的一些情況，涉及面非常廣，當然也涉及傅孟真先生。他把山東人特有的直爽的性格——這種性格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具有的——發(fā)揮到淋漓盡致的水平。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當然是國民黨政府下屬的一個機構(gòu)，但是，他不但不加入國民黨，而且專揭國民黨的瘡疤。他被選為地位很高的參政員，是所謂“社會賢達”的代表。他主持正義，直言無諱，被稱為“傅大炮”。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在貪贓枉法方面，各有千秋，手段不同，殊途同歸。其中以孔祥熙家族名聲最壞。那一位“威”名遠揚的孔二小姐，更是名動遐邇，用飛機載狗逃難，而置難民于不顧。孟真先生不講情面，不分場合，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廣眾之中，痛快淋漓地揭露孔家的丑事，引起了人民對孔家的憎恨。孟真先生成為“批孔”的專業(yè)戶，口碑載道，頌聲盈耳。

孟真先生的軼事很多，我只能根據(jù)傳說講上幾件。他在南京時，開始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他待人寬厚，而要求極嚴。當時有一位廣東籍的研究員，此人脾氣古怪，雙耳重聽，形單影只，不大與人往來，但讀書頗多，著述極豐。每天到所，用鉛筆在稿紙上寫上兩千字，便以為完成了任務(wù)，可以交卷了，于是悄然離所，打道回府。他所愛極廣，隋唐史和黃河史，都有著述，洋洋數(shù)十萬言，對歷史地理特感興趣，尤嗜對音。他不但不通梵文，看樣子連印度天城體字母都不認識。在他手中，字母仿佛成了積木，可以任意挪動。放在前面，與對音不合，就改放在后面。這樣產(chǎn)生出來的對音，有時極為荒誕離奇，那就在所難免了。但是，這位老先生自我感覺極為良好，別人也無可奈何。有一次，他在所里作了一個學術(shù)報告，說《史記》中的“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的“不得”二字是Buddha(佛陀)的對音，佛教在秦代已輸入中國了。實際上，“禁不得”這樣的字眼兒在漢代是通用的。老先生不知怎樣一時糊涂，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在他以前，一位頗負盛名的日本漢學家藤田豐八已有此說，老先生不一定看到過，孤明獨發(fā)，鬧出了笑話。不意此時遠在美國的孟真先生聽到了這個消息，大為震怒，打電話給所里，要這位老先生檢討，否則就炒魷魚。老先生不肯，于是便卷鋪蓋離開了史語所，老死不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