錫予先生對我的關心是多方面的，他讓我從紅樓搬到文科研究所的大院子里去住，此地在明朝是令人聞而觳觫的特務機關東廠，是專殺好人折磨好人的地獄，據(jù)說當年的水牢還有遺跡保留著?！巴ピ荷钌钌顜自S”，我住在最里面一個院子里，里面堆滿考古挖掘出土的漢代磚棺，陰氣森森，傳說是鬧鬼的兇宅之一。晚上沒有人敢來找我，除非他在門房打聽得萬分清楚：季羨林確是在家里，才敢邁步走進。我也并非“季大膽”，只是在歐洲十年多，受了“西化”，成了一個“無鬼論”者，所以能處之泰然。夏夜昏黑，我經常在縷縷的馬纓花香中，怡然入夢。

當時的北大真正是精兵簡政，只有一個校長胡適之先生，還經常不在學校，并沒有什么副校長。一個教務長主管全校的教學科研工作。一個秘書長主管全校的后勤工作。六個學院：文、理、法、農、工、醫(yī)，各設院長一人。也沒有聽說有什么校院長聯(lián)席會，什么系主任聯(lián)席會。專就文學院而論，錫予先生孤身一人，聘人、升職等等現(xiàn)在非開上無數(shù)次會不可解決的問題，那時一次會也不開，錫予先生一個人說了算。大概因為他為人正直，辦事公道，從來沒有出過什么婁子。我們系里遇到麻煩，我總去找錫予先生，他不動聲色，幫我解除了困難。他還幫我在學校圖書館中要了一間教授研究室，所有我要用的書都從書庫中提到我的研究室里，又派一位研究生馬理女士當我的助手，幫我整理書籍。室內窗明幾凈，我心曠神怡。我之所以能寫出幾篇頗有點新見解的文章，不能不說是出于錫予先生之賜。我的文章寫出后，首先送給錫予先生，請求指正。他的意見，哪怕是片言只語，對我總都是大有幫助的。

就這樣，我們共同迎來了1949年北京的解放。在解放軍圍城期間，南京方面派一架專機，來接幾位名單上有名的著名教授到尚未解放的南京去。錫予先生單上有名，但他卻堅決不走，他期望看到新中國。有一段時間，錫予先生被任命為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算是一個“過渡政權”?？傊贝髱熒餐冗^了許多初解放后興奮狂歡的令人難忘的日子。

1952年，我們北大從城里搬到了現(xiàn)在的燕園中來。政府早已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只有兩個副校長，其中一個是黨委書記江隆基兼任，實際上主管教學和科研的就是錫予先生一人。馬老德高望重，但實際上不大真管事情。江隆基是一個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家。據(jù)我們局外人看，校領導是團結的。當時的北大，同全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一樣，幾乎是天天搞“運動”。然而北大這樣一所全國重點大學，一只無形的帶頭羊，卻并沒有出什么婁子，這與校領導的團結和江隆基同志的睿智正直是分不開的。

還是講一講我自己的情況吧。出城以后，我“官”運亨通，財源大開。先是在城里時工資被評為每月1100斤小米，解放前夕那種物價一小時一漲，火箭似的上升的可怕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后來按級別評定工資，我依稀記得：馬老(馬寅初)是三級，等于政府的副總理。以下是湯老(湯用彤)、翦老(翦伯贊)、曹老(曹靖華)等，具體級別記不清了。再以下就是我同其他幾位老牌和名牌的教授。到了1956年，又有一次全國評定教授工資的活動，根據(jù)我的回憶，這次活動用的時間較長，工作十分細致，深入謹慎。人事處的一位領導同志，曾幾次征求我的意見：中文系教授吳組緗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紅樓夢》研究專家、中國作家協(xié)會書記處書記、我的老同學和老朋友，他問我吳能否評為一級教授?我當然覺得很夠格。然而最后權衡下來，仍然定為二級，可見此事之難。據(jù)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個一級教授，有的竟連一個也沒有，真是一級之難“難于上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