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國璋也參加了不少這樣的會，他是怎樣思考的，我不知道。反正他是一個老黨員，“原罪”的意識應該超過我們的。我絲毫也沒有認為，中國的老知識分子都是完美無缺的。我們有自己的缺點，我們也應該改造思想。但是，事實最是無情的，當年一些揮舞著“資產(chǎn)階級法權”大棒專門整人的人，曾幾何時，原形畢露：他們有的不只是資產(chǎn)階級思想，而且還有封建思想。這難道不是最大的諷刺嗎?

這話扯遠了，還是收回來講劫后的集會吧，此時“四人幫”已經(jīng)垮了臺，雙百方針真正得到了實現(xiàn)。改革開放給人們帶來了思想的活躍，帶來了重新恢復起來的干勁。外國語言文學界也不例外。我同國璋先生，還有“洋三家村”的全體成員，以及南南北北的同行們，在暌離了十多年以后，又經(jīng)常聚在一起開會。但是，現(xiàn)在不再是寫不完的檢討，認不完的罪，而是認真、細致地討論一些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有關外國語言文學的問題。最突出的例子是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和“語言卷”的工作。此時，我們真正是心情愉快，仿佛撥云霧而見青天。那一頂頂“資產(chǎn)階級法權”、“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虛無縹緲的、至今誰也說不清楚的、然而卻如泰山壓頂似的大帽子，“三山半落青天外”了。我們無帽一身輕，真有用不完的勁。我同國璋每次見面，會心一笑，真如“如來拈花，迦葉微笑”，“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最難忘的是當我受命擔任“語言卷”主編時的情景。這樣一部能夠而且必須代表有幾千年研究語言學傳統(tǒng)的世界大國語言學研究水平的巨著，編纂責任竟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真是誠惶誠恐，如履薄冰。我考慮再三，外國語言部分必須請國璋先生出馬負責。中國研究外國語言的學者不是太多，而造詣精深，中西兼通又能隨時吸收當代語言新理論的學者就更少。在這樣考慮之下，我就約了李鴻簡同志，在一個風大天寒的日子里，從北大乘公共汽車，到魏公村下車，穿過北京外院的東校園，越過馬路，走到西校園的國璋先生的家中，懇切陳詞，請他負起這個重任。他二話沒說，立即答應了下來。我剛才受的寒風冷氣之苦和心里面忐忑不安的心情，為之一掃。我無意中瞥見了他室中擺的那一盆高大的刺兒梅，靈犀一點，覺得它也為我高興，似向我招手祝賀。

從那以后，我們的來往就多了起來，有時與《大百科》有關，有時也無關。他在自己的小花園里種了荷蘭豆，幾次采摘一些最肥嫩的，親自送到我家里來。大家可以想象，這些當時還算是珍奇的荷蘭豆，嚼在我嘴里是什么滋味，這里面蘊涵著淳厚的友情，用平常的詞匯來形容，什么“鮮美”，什么“脆嫩”，都是很不夠的。只有用神話傳說中的“醍醐”，只有用梵文amra(不死之藥)一類的詞兒，才能表達于萬一。

他曾幾次約我充當他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答辯委員會主席，請我在他住宅附近的一個餐廳里吃飯，有一次居然吃的是涮鍋子。他也到我家來過幾次，我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我們談論彼此學校的情況，談論當前中國文壇、特別是外國語言文學界的新情況和新動向，談論當前的社會風氣。談論最多的是青年的出國熱。我們倆都在外國呆過多年，決不是什么土包子，但是我們都不贊成久出不歸，甚至置國格與人格于不顧，厚顏無恥地賴在那個蔑視自己甚至污辱自己的國家里不走。我們當年在外國留學時，從來也沒有久居不歸的念頭。國璋特別講到，一個黃臉皮的中國人，那幾個諾貝爾獎金的獲得者除外，在民族歧視風氣濃烈的美國，除了在唐人街鬼混或者同中國人來往外，美國社會是很難打進去的。有一些中國人可以畢生不說英文，依然能過日子。神話傳說中說道人成道，雞犬升天，那一些中國人把一塊中國原封不動地搬過了汪洋浩瀚的太平洋，帶著雞犬，過同在中國完全一樣的日子，笑罵由他笑罵，好飯我自吃之，這究竟有什么意義呢?我同國璋禁不住唏噓不已。“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shù)行?！蔽覀儾皇浅簦矡o明昌可話，但是我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們是欲哭無淚了。豈不大可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