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伊川更板起面孔直斥王子不可以折枝損害了春天的生意。宋代的儒者尊君是尊君之位，總希望統(tǒng)治者也能夠正心意，致知格物，做愛護老百姓的好皇帝。比較起來，宋代的知識分子是受到優(yōu)遇的，但他們改變不了根本的政治架構，能夠發(fā)生的作用是有限的。我曾經(jīng)在閩北的邵陽參觀過李綱的紀念館。李綱就曾上疏給皇帝，告誡他不要有用時就起用知識分子，無用時立刻罷黜他們。哪知李綱本人不久就被罷黜，后來勤王不及，造成欽宗皇帝被金人俘虜?shù)暮奘隆６撜呔谷慌u理學救不了宋亡，這豈是他們所能為力之事。而學者的影響只是在野，并不在朝。伊川背謗，朱子死時被斥為偽學，到死后才受到尊崇，這是歷史的吊詭!宋儒把真正的權威放在三代之治的超越理想之上，他們對現(xiàn)實的威權并不低頭。陸象山謂六經(jīng)皆我腳注，這是何等的氣概！宋代儒者追求的是精神的自律，注重教化，他們建立理想的道統(tǒng)來對抗現(xiàn)實的政統(tǒng)，在精神上是解放的。朱子本人就以科舉害志，哪知后世乃被利用來當做考試的標準，甚至被當做封閉思想的象征看待，這是從何說起呢！

論者每謂元朝是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一個轉(zhuǎn)折點，這樣的說法并非完全無理，一方面知識分子的地位卑賤，所謂九儒十丐，另一方面正是在元朝，朱子的注疏被采用來作為考試的基礎。同時知識分子為了在異族的統(tǒng)治之下保留固有文化，乃大力提倡模仿而不鼓勵創(chuàng)新。這樣所造成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是可以爭論的，但不能不說是一個相干的因素。但中國歷史的敗壞的根本關鍵卻是在明朝，不能把壞的一切都歸咎之于異族的統(tǒng)治。

明太祖朱元璋深惡孟子之“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的態(tài)度，洪武五年曾罷孟子配享一個短時期。他曾禁讀孟子，但因為臣勸諫，終于出孟子潔本行于天下。由此可見，孟子思想與統(tǒng)治者的威權之間的本質(zhì)性的沖突。由明太祖開始，興文字獄，殘害知識分子；破壞宰相制度，把權力移到內(nèi)朝；后來又有廷杖陋習，竟可以把敢諫之臣立斃杖下；士風之敗壞莫此為甚。比較明朝的官學與私學不免令人產(chǎn)生極大的感慨。明朝的學風由陳白沙開始就重自得；王陽明體悟良知，由百死千難中得來；王門后學泰州學派竟可以赤手搏龍蛇，頗出了一些豪杰之士；到晚明甚至有李卓吾那樣的人物出現(xiàn)。但上面所寵信的，則是嚴嵩那樣的奸臣與魏忠賢一類的宦官。二下里適成對比。王門后學自有許多蕩越之處，但他們思想開放，比較熱衷于吸收西方思想的也多是有王學傾向的人，像黃梨洲那樣更能夠起兵抗清，晚明亡的責任完全歸之于王學的蕩越是沒有充分理由的。東林黨人的意見是過分偏激，但他們不畏威權，表現(xiàn)出讀書人對天下事的擔負，仍然贏得后世的尊崇。

到了清朝，由于異族統(tǒng)治與繼位之爭，乃廣興文字獄，禁錮士人的思想。雖然同是異族統(tǒng)治，但清朝與元朝不同。蒙古游牧民族并沒有長遠的計劃，只想搶掠中華，然后離去，哪知卻留下來建了一個王朝，不足一百年而亡。女真族卻向往中國文化，康熙接受了圣王的理想，大力提倡尊孔。平心而論，清初的統(tǒng)治者比明朝的統(tǒng)治者要強得多。明代的皇帝一直對儒家沒有好感，卻又要利用儒家來做幌子，明太祖在洪武十五年還詔天下通祀孔子，但到世宗(嘉靖)以外藩繼位，為了追崇本生父，與在朝群臣意見相左，只繼統(tǒng)而不繼嗣，后來乃逼令孔廟改制，硬以君權侵凌象征道統(tǒng)之孔廟：孔子又貶回唐初以“先師”配享的地位，終有明一代，孔廟竟不獲改王。吊詭的是，竟要等待滿洲王朝夷狄之君之提倡，孔廟始能恢復往昔之榮耀。而傳統(tǒng)儒家雖持“治教合一”的理想，但事實上統(tǒng)治者掌理治民之要，士卻負責教化事宜，分工合治。到了清代，無論程朱派的李光地，或者陸王派的李紱，竟都尊康熙為圣君。雍正則利用曾靜事件，頒布《大義覺迷錄》，更明白以道統(tǒng)自居。而“治教合一”落實所要付出的沉重代價就是批判精神的減弱。(注：這一節(jié)的說法大體是根據(jù)黃進興君晚近的研究)。乾隆時代的光暉恰好對比于日后中國文化衰疲的境況，這是可以使得我們長嘆息的。

4.由內(nèi)圣到外王：采納民主制度

由以上的簡短的歷史的回敘，我們就可以明白地看出，儒家的理想與專制的現(xiàn)實并沒有什么本質(zhì)上的關聯(lián)。中國古代有禪讓的傳說，到了三代，雖然變成了家天下，但湯武吊民伐罪，統(tǒng)治者的作為是為了人民的利益，而孔孟到了晚周乃提出了仁政的理想。那么中國的傳統(tǒng)思想之中究竟有沒有民主的根苗呢?如果民主的意思是建立選舉的制度，以及權利制衡的機制，那么中國傳統(tǒng)之內(nèi)能夠利用的資源是很少的?？酌纤嘈诺氖蔷髦贫龋^圣君賢相，這是“民本”的思想，并不是現(xiàn)代西方式的“民主”的思想。我們不能因為《禮運·大同》篇中有所謂“選賢與能”的說法就說中國古代有民主選舉的思想，這是不相干的附會，因為原典的意思只是賢明的統(tǒng)治者選拔賢能來為人民服務，依然是民本的思想。我十分懷疑，如果不是受到西方的沖擊，中國自己能不能夠產(chǎn)生民主的思想。黃梨洲的《原君》雖然深刻地揭發(fā)了私天下的思想的弊害，卻仍然回到三代之治的向往，并沒有轉(zhuǎn)出西方式民主的思想來。

但近代西方既已有了工業(yè)革命、民主革命之后，在現(xiàn)代仍抱著儒家的理想的學者有沒有什么本質(zhì)的理由一定要排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呢？至少我找不到這樣的理由。如果我們清楚地看到，仁政的理想根本不能在現(xiàn)實的朝廷政治之內(nèi)落實，相反，懷抱著理想的知識分子每每為專制的帝王所壓抑甚至于無情地鎮(zhèn)壓與殺戮，而在另外一種制度之下，人民反而可以過更好的生活，那么為什么我們不能夠考慮接受一種不同的政治制度呢？孔孟的思想乃是孔孟的時代的產(chǎn)物，而孔孟思想的本質(zhì)畢竟是“為己之學”。由內(nèi)圣到外王既不能采取“治教合一”的直接的方式，就必須改弦易轍，采取曲折的“政教分離”的民主方式。此所以當代新儒家的思想家莫不接受民主自由的理想，而提倡兩只腳走路：政治制度采取民主的方式，而公民自己負責道德與文化方面的修養(yǎng)。兩方面兼顧才能夠有一個真正健康的社會。

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統(tǒng)儒家提出的政治理想在仁心的基礎上固然有它的立足點，但在仁政的實踐上卻有它嚴重的局限性。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是有一個抗拒威權的光輝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我們卻又不能夠誤解，以為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個個都像孟子一樣，這和事實距離得太遠了。事實上自漢以來，政治化的儒家一直就在提倡愚忠愚孝，制造順民。到了明清，在帝王的專制淫威之下，顯然更多數(shù)量以科舉為晉身之階的讀書人甘心情愿做了嚴嵩、魏忠賢的應聲蟲。至于廣大的民間自更是習于逆來順受，而養(yǎng)成了服從權威(以及威權)的性格。一直要到朝廷腐敗不堪，天災人禍一齊來，民不聊生，這才揭竿而起，群雄并立，一直到真命天子出來，乃又開始了另一個新的朝代的循環(huán)。

由這樣的角度觀察，說我們的民族性有一種服從權威的性格，是包含了相當真理的成分在內(nèi)的。儒家傳統(tǒng)想要建立德行的權威，孟子斥責楊墨的無父無君，確立長幼尊卑之序，這樣的思想通過教化已經(jīng)深入民間。而朝廷又打著儒家的招牌，輔之以法家的嚴刑苛法，使得廣大的中國人民變成了世界上最馴服最容易統(tǒng)治的人民。這些人民不只服從權威，也服從威權，既怕官，又怕管。凡事采取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不走極端，把中庸不偏不倚的理想，滑落成為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tài)度。心里不滿意，嘴里也不說，能敷衍就敷衍，實在沒法子，就采取一種陽奉陰違的態(tài)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