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采取了儒家的超越理想與現實互助的觀點去探索，對于現狀的了解就會得到一個全新的視野，對于儒家的功罪問題，也會得到與眾不同的理解。簡單地說來，正好像孟子所說的，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地區(qū)是受到儒家思想影響十分巨大的地區(qū)。依我個人之見，儒家思想不能直接產生資本主義，這是不待言的。但東亞既吸收了資本主義的方式，發(fā)展到了某個階段之后，乃產生了經濟起飛的結果，而變成了成功的范例，這同樣是不可預期的現象。湊巧這些地區(qū)都是儒化廣被及的地區(qū)，一定要說這些地區(qū)的經濟成就與其傳統文化完全沒有關系，反而是一種矯情的說法，難怪許多學者現在都在研究兩方面可能有的關聯。無可諱言，受儒家影響的傳統由漢代以來即抑商，日本過去也是如此。但傳統不斷在變化之中，士農工商的排列次序到了明代已經不是那[1]　

大陸如今正在開始有系統地研究當代新儒家。一九八七年九月在安徽宣州召開了第一次全國性的“現代新儒家思潮”學術討論會。由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的《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㈠》已經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四)。初步確定以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十人為重點研究對象。(見頁九)最新消息又增加五人：馬一浮、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將出版他們的論著選輯。“現代新儒學輯要叢書”第一輯六冊(牟、唐、方、杜、余、劉)已于一九九二年五月由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么回事了。譬如王陽明就說：“四民異業(yè)而同道”，到了明清之際，乃至有“棄儒就賈”的趨勢[1]。正好像新教徒并不把發(fā)財當做本身的目的，儒化的商人也不把發(fā)財當做本身的目的，但由科舉出仕的道路是走一道窄門，不能不打開另外的路子。而且不僅儒家為然，道家也一樣，道家做生意可以說是大隱隱于市，禪宗則講當下即是，非必一定要走出家的道路。故問題轉化成為，是否可以同時做殷商而仍護持一些基本的儒家價值，如忠孝仁愛之類，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如所周知，有一些日本的大名(武士)乃轉化成為了財閥。而一旦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方式被東方人接受，乃與東方人的管理方式結合而產生了一種新的模式。譬如日本的公司注重合作，不凸顯個人；提倡效忠，刻意照顧員工的福利；鼓勵勤勞，努力工作之類。這樣效果反而凌駕于美式純個人主義的成就之上，使得西方人為之刮目相看?；蛸|疑新儒家的改組說，要改造傳統儒家的理念，使之與現代化湊泊，其實兩方面只有外表的形似，譬如傳統儒家自強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實質上是反功利的，怎么可以與現代社會的拼搏精神混為一談呢[2]。由現代新儒家的觀點來看，理一而分殊，超越的生生的精神當然不必具現為現代社會的拼搏精神，但也不排斥它在現代尋求新的具體的表現的方式。于是有人可以由學術來表現自己的生命，有人可以由文學藝術來表現自己的生命力，當然也可以有人可以由企業(yè)來表現自己的生命力。但我們應該了解到，這些仍然都只是生生的精神的有局限性的表現。一方面我們由分殊的角度肯定這些成就，當下即是，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像宋儒那樣體悟到，由超越的角度看，堯舜事業(yè)也不過如一點浮云過太空。這才是兩行之理的體

[1]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一九八七)，頁一○四～一二一。[2]　參蔣國保：《儒學的現代走向》，（《現代新儒學研究論集（一）》），頁一二五～一二六?，F。我們的生命不論多偉大，也仍然只是一個渺小的有限的生命，但有限

而通于無限，正像《中庸》所謂的“與天地參”，這才能在不完成之中完成我們的生命。我們的一切努力不外仍在體道而行，當然今日我們體道的方式與古人不同。現代人不必像過去那樣一味排斥功利思想，而要努力提倡蘊義于利，其實這并不背于孟子的精神。只有當功利完全獨立自成為一個機括，造成傷天害理的結果，那才需要鳴鼓而攻，大力加以批判。其實現代人也一樣不可以見利忘義，南非的種族隔離，引起世界各國加以經濟制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日本與香港的一些大商家明言儒家倫理與他們的事業(yè)是配合的，這說明經過現代的解釋，兩方面不必一定矛盾沖突。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又能提供現代人所缺少的精神資糧。最近新聞報導日本暢銷作家井上靖以生動活潑的筆觸寫《孔子》一書，初版印三萬冊，不久就銷售了幾十萬冊。我問日本的朋友如何可以解釋這一現象，他們說現代人只知賺錢，精神上感到空虛，需要孔子給他們提供精神上的安慰。

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當代新儒家與現代社會的關系是既相合而也相違的。他們的改組并不是要一味去遷就現代。他們一方面要與時推移，沖破傳統的藩籬，追求自我的擴大，把現代的企業(yè)精神也吸納進來成為生生的精神的一種表現。但在另一方面，當代新儒家也對現代采取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舉凡科技、商業(yè)的活動，雖然有相當的獨立自主性，但當它們產生破壞自然、違反人道的結果，那就不能不加以譴責，而這與現代人的抗議性的精神也是互相配合的。

如果我在以上的分析不誤的話，那么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興起，儒家思想并不占主導的地位，但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儒化傳統卻發(fā)揮了強大的支援作用。由此可見，歷史是難以預測的。但事態(tài)一旦形成，我們卻可以給予適當的評價與定位。現代工商業(yè)的成就是要加以肯定的。只要不傷天害理，以欺騙下流的手段致富，孔子就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述而第七)只有當不以其道得之的情況，則富貴于我如浮云。而正德利用厚生，以正當的方法增加生產，蓄積財富，又在同時熱心公益，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這絲毫并不違背儒家的宗旨。在一個現代社會中，正好像一個基督徒可以去選擇做任何行業(yè)，一個以儒家的仁心與生生的精神為終極關懷的人也可以依自己性之所近選擇去做科學家、政治家或企業(yè)家。理一而分殊，這是儒家理想與精神的擴大，絕對不可以抱殘守缺，固守壁壘，以致造成精神上的萎縮，恰恰違背了生生的宗旨。現代新儒家努力尋求給予儒家的信息嶄新的解釋，一方面要大膽地創(chuàng)新，另一方面卻又有所傳承，對于時潮并不盲目接受，而在同時有所批判，有所選擇，才能真正找到自己要走的道路。

由日本與四小龍的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現代化與傳統并不是完全互相對立的兩極。問題在我們要怎樣充分利用傳統的資源，限制傳統的積淀所造成的壞效果，而摸索到一條道路。所謂全盤西化，既不可能，也不可欲。譬如說，美國的經驗是不可以重復的，許多地方也不足為我們取法。美國現在逐漸步入后現代的階段，毛病已經暴露無遺。西部拓荒的精神已經蕩然無存，整個社會是一個消費的社會，服務業(yè)鼎盛，只貪逸樂，不事儲蓄。國家的收入不是用在建設上，像過去那樣筑了鐵路，后世還可以受惠，現在卻是大部分用來償還利息，而最大的債權國乃是日本。我在美國中西部住了十多年，才知道美國今日所以能夠維持一個局面，就是因為美國畢竟還有許多人依然保留著強烈的宗教信念，恪守工作倫理，勤奮努力不懈，才能夠擔當起社會棟梁的責任。到了哪一天城市的虛驕之風蔓延，以錢滾錢，吸毒，搞性關系，美國淪為二流國家的地位就指日可待了。而美國教育的危機有識之士已在大聲疾呼必須加以正視，謀求有效的對策，簡直已經到了寢食難安的地步了。而大陸學者往往批評當代新儒家徒看到現代的弊病而加以譴責，這樣可以導致現代化還未起步便已胎死腹中的死癥，他們認為貧窮落后的大陸，別無選擇，只有義無反顧，全心全意地現代化，才能沖出一條出路。但這種推理是虛假的二分法推論出來的結果。難道中國要現代化就要先提倡消費，不事積蓄：人人都去享受洋煙洋酒、外國電視；大搞公關，由上到下，大吃大喝，那么急需用的資本從何而來呢？而假借開發(fā)為名貿利的做法，環(huán)保生態(tài)都可以不管，山林砍伐，水土流失，無須等到后現代，就已經事態(tài)嚴重了。而全國文盲的數量，根據官方的資料，都承認有兩億幾千萬之多。這些問題都可以不理嗎？盲目地西化，必定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新儒家力主促進現代化，但同時呼吁必須自己做主，有所選擇，我們沒有理由去重復西方的錯誤，同時要配合我們自己的情況去引進西方的東西，才能產生比較良好的效果。大陸只有在傳統、馬列、西方三方面產生健康的互動，未來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