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撞飞?/p>

現(xiàn)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

每個圣人都有過去，每個罪人都有未來?！鯛柕?/p>

集中營是用來干什么的？

緣?起

我曾在思想國網(wǎng)站上設(shè)計了一個問答，“集中營是用來干什么的？”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測試，但是我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關(guān)留言林林總總。比如，集中營是“用來關(guān)押革命黨人的”，“用來上政治課的”，“關(guān)押被視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關(guān)押人的思想，扼殺每個人的幻想”，“集中營不過是把人生按了一個快進鍵而已”，“用思想體系殺人”，“孕育仇恨與敵意”，“讓活人變成僵尸的場所”，等等。

當說，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過，如果大家細心一點，就會發(fā)現(xiàn)多數(shù)回答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邊”。我是說，答問者沒有從被囚者的角度來思考“集中營是用來干什么的”。而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關(guān)鍵所在。

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或許有朋友會辯解說，“我們并沒有被關(guān)在集中營里?！憋@然，這一解釋并不成其為理由。畢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參與集中營的建設(shè)。

從傳播學(xué)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將施虐者比作信息發(fā)送者，將集中營比作媒介，將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么，只考慮施虐者“拿集中營做什么”無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們被問及“報紙是用來干什么的”時，有人會站在發(fā)行商的角度說“報紙是來賣廣告的”，也有人會站在讀者的角度說“報紙是用來獲取信息的”。正因為此，我強調(diào)在回答“集中營是用來做什么的”時，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場。

當然，有人會說，買報紙的人是主動的，進集中營的人卻是被動的。這種反駁無疑是有力的。然而，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最后被動地買了報紙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便是一種逆境，誰不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謂“積極生活”，亦不過是超越了被動與困境，在別無選擇中積極選擇罷了。如果我們只是將集中營當作人生的一種境遇或人的條件，我們便更應(yīng)該考慮在此環(huán)境中囚徒要做些什么，而不是環(huán)境在做些什么。

進一步說，面對“集中營是用來干什么的”這一問題時，如果我們局限于復(fù)述集中營的某種罪惡，以為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饋），那么這種回答就是一種消極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這種被人們不經(jīng)意間忽略了的“信息反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為“在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眾所周知，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反饋使信息接收者變成了信息發(fā)送者，使受動者變成施動者。當這種反饋是積極的時候，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人在接到源于逆境的改造信息后，開始以自己為信息源，試圖改造逆境。換句話說，在集中營里，囚徒變成了信息發(fā)送者，納粹軍警變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時，集中營變成了一種為囚徒所用的媒介。對于囚徒來說，從解碼到反饋（編碼），他至少有兩次積極生活的機會。

如前所述，從自由或人生的角度來說，無論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或時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營”里度過，集中營是人的境遇或條件。法國人說，“生命是一次沒有人能夠活著逃出去的冒險”，似乎也給我們的生活罩上了某種末日情緒——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當我們試著樂觀地看待這一切，不難發(fā)現(xiàn)許多人仍然活著逃了出來。否則，為什么每當我徜徉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里，總能在《吃土豆的人們》里面聞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當然，如你所知，這里逃出來的不是肉體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積極生活。積極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關(guān)于這個世界的思考與寫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