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的一個冬天，我路過巴黎。當我順著圣?米歇爾大道，鬼使神差走進了巴黎大學，天空中突然飄起雪來。一個月后，在一封申請就讀巴黎大學的信件中，我對未來的導(dǎo)師有了這樣一段表白：那個雪天，我走進索邦，站在樓內(nèi)的小廣場上，望著紛紛揚揚、從天而落的雪花，激動不已。我想俯下身去，親吻地上每一塊石頭。因為這所有著七八百年歷史的大學，古老得讓我心碎；因為它承載了現(xiàn)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斷絕。

這樣的措辭，對于許多中國人來說，也許是過于浪漫了。不過，到過巴黎的人，多半是會驚嘆這座城市的古老的。東張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舊的道路、屋舍、橋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園，都會給你一種穿越千年的時間感。這座城市，雖然也發(fā)生過法國大革命，雖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獄，但是從整體上說，任憑國王、總統(tǒng)走馬燈似地更換，你方唱罷我登場，其本土的歷史文化依舊保存完好。

社會比國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國家破碎了，政府倒臺了，但是社會還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國的時候，為了使巴黎這“文明的現(xiàn)場”免于戰(zhàn)火，巴黎人選擇了妥協(xié)，使之成為一座“不設(shè)防的城市”。這種不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確了，然而你又無法將之簡單歸類于“投降主義”。時至今日，也很少有人會苛責當年“棄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邏輯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即使國家破碎，只要社會還在，歷史還在，終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經(jīng)感慨唐朝的衰敗，“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這“山河”是社會，事情恐怕還不至于讓人徹底絕望，畢竟任何國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會）之上的。相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還是“國破山河破”和“國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體現(xiàn)在異族入侵之時。這方面，中國的歷史茶幾上已經(jīng)擺放了足夠多的“杯具”。最慘烈者莫過于兩軍交戰(zhàn)時的屠城之禍；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萬人隨末代皇帝在廣東投海，倉皇之間上演了一場“社會為國家殉葬”的歷史大悲劇。在前現(xiàn)代國家，由于國家與社會捆在一起，糾纏不清，又無合法更換政府的途徑，社會像一窩鳥蛋一樣裝在一個鳥巢里。所謂“覆巢無完卵”，當國家分崩離析，社會難免隨之徹底破碎。

至于后者，則主要發(fā)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權(quán)初立之時，烏托邦理想還在，為了開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會重新計算時間，籠統(tǒng)地將此前的社會定義為“舊社會”并加以徹底否定。也就是說，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個新國家，而且要建立一個與傳統(tǒng)割裂的“新社會”，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現(xiàn)革命的成果。這種激進主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已經(jīng)表露無遺。激進的革命黨人肆無忌憚地否定自己的傳統(tǒng)，以至于像愛德蒙?柏克這樣的思想者忍不住奮筆疾書，在英倫寫出《法國革命論》這樣的長篇大論，責備同時代的法國人是在“做沒有本錢的生意”——既然你否定歷史上的一切，你這個民族就只好從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國六十年沉浮、兩個三十年的消長，其成敗得失莫不在于國家與社會有著怎樣的關(guān)系?；趯?quán)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國社會一點一滴收復(fù)本當屬于自己的領(lǐng)地，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以及社會與個人的邊界，也是中國當下最真實、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積、歷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與拓展……恰恰是這場“新革命”，在告別過去的“不斷革命論”，使幾乎陷于絕地的新中國在社會自由自我的生長中開始脫胎換骨，一個滿眼生機的“新新中國”將由此應(yīng)運而生。

唐德剛說，中國需要兩百年穿越“歷史三峽”，直下寬闊太平洋。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我的腦海里常常浮現(xiàn)出另外一幅圖景：中國就像一艘夜航船，過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圍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現(xiàn)在呢，船上開始有了照明，船艙里還有人開party、上網(wǎng)、戀愛、大聲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過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圍還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時，人們更關(guān)心的問題是：社會雖已燈火通明，中國向何處去？而正在崛起的社會，能否把握這艘中國航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