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么要寫作，想必還因為我有一點點責任心吧。

今日世界，國家林立，看不盡紛紛擾擾。為了防范敵人，每個國家都在積攢用于相互屠殺的武器，稍有爭執(zhí)，便有國家在大海里扔炸彈，搞軍演，炫耀肌肉。而國內(nèi)，各式各樣的暴力與強制仍然充斥于我們的生活。這樣的時候，你真覺得今天世界與中國，仍不過是生活在一個蠻荒的時代，一個不自由的時代。至少，它不是一個你我期許的美好的時代。

生于“80后”的大學生們，時常向我感慨他們的不幸：“當我們讀小學的時候，讀大學不要錢；當我們讀大學的時候，讀小學不要錢；我們還沒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我們可以工作的時候，卻找不到工作；當我們不能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的；當我們能掙錢的時候，卻買不起房子……”這不是抱怨，而是現(xiàn)實。

相較而言，像我這樣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從整體來說卻是非常幸運的。這代人稍稍懂事時正好趕上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大凡努力，多有報償。雖然其間不乏時代的波折，但中國走向開放與多元的大脈絡、大趨勢已經(jīng)無人可以改變。

但是，在這個社會，生活于這樣一個時代，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我們又無法說誰更幸運，誰更不幸。因為我們最需要面對的，也恰恰是我們最需要共同解決的問題。從孫志剛案到“躲貓貓”，從“短信獄”到“跨省追捕”，從“臨時性強奸”到“我爸是李剛”，從農(nóng)民看不起病到“亂世用盛典”、大項目燒錢，沒有誰可以對此視而不見。

在此意義上，寫作必定成為對時代盡責的一種方式。只是，真正讓一個時評家感到疲憊的，不是頻繁的約稿，而是不斷的自我重復。我知道很多寫時評的朋友都有這樣懊惱的體會。所以，當大家聚在一起時，免不了會異口同聲地談到“無力感”這個詞——對于你曾經(jīng)評論或者批評過的事情，一月、兩月……一年、兩年過去之后，還在發(fā)生，依然故我，你會不會覺得沮喪？書生論政，你的批評還有什么意義？類似這樣的話我聽到很多。

然而，我卻并不這樣認為。一方面，如前所述，你大可不必將自己視為藥到病除的神醫(yī)，改造社會與政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它需要超乎尋常的耐心。倘使這個世界會因為一兩篇文章便改天換地，它豈不早就成了人間天堂？與此同時，也要相信“功不唐捐”的道理。惡是摧枯拉朽的，善卻是以蝸牛的速度前進。

事實上，這些年來，從網(wǎng)上海量的細碎留言到遍地開花的專欄文章，時事評論對社會進步的推動還是居功至偉的。草色遙看近卻無，當我們隔著五年、十年回頭望，就不難發(fā)現(xiàn)，因為近年來評論的中興，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jīng)獲得了可喜的成長。

有幾位讀者，自稱看了我寫在微博上的一些批評性的文字而陷入“絕望”。還有一位江西的高中政治老師給我留言，“讀了你的《思想國》和《重新發(fā)現(xiàn)社會》，欽佩你的智慧，但與此同時，對現(xiàn)實又是多么悲觀?！蔽視r常檢點自己的寫作，這不是為了取悅誰，而是以我愿意的方式去擔當。這些年來，我毫不掩飾對小說《廢都》的反感。這是一部不僅作者要爬格子，還要讀者爬格子的小說，里面充滿了虛假的絕望。也許，我這樣要求一個作家過于苛刻，但這與其說是要求他人，不如說是苛責我自己。在我內(nèi)心深處，有這樣一個堅定的想法：如果自己未得解脫，就不要面對公眾寫字，不要去說悲觀的話，因為這個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絕望，更不缺虛假的矯揉造作的絕望。所以我才會那么熱愛《肖申克的救贖》、《美麗人生》、《放牛班的春天》等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