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歐洲研究所前所長，著名國際問題專家、文史哲學者陳樂民同志，不幸于2008年12月27日撒手人寰，駕鶴歸西了。享年78歲。他的辭世，對我來說，并不感到特別意外，因為他患腎衰竭進行血液透析已十好幾年，被認為是創(chuàng)造了奇跡。前些天我和老伴去醫(yī)院探望，看他仍舊頭腦清醒、能正常對談，還開玩笑，而身體卻已極度虛弱。所以我們在回家的路上就議論說，陳樂民大概出不了院了。雖然早有精神準備，但是當噩耗真的傳來時，還是感到萬分沉痛，這使我個人失去了一位真心尊敬又很要好的朋友，中國學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才華也很有作為的學者。因而不覺悲從中來，不能自已，只得立即放下手頭上正在干的活，先寫點紀念文字，以寄?我和家人的哀思。

從外交部到社科院

其實，我和陳樂民相識并不太久，也就是上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這以前沒有一起工作過，也并不認識。他從北大畢業(yè)后長期供職于“和大”（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委員會簡稱），在歐洲住了好些年。也就是在那里，他和資中筠相知相愛，后來結為伉儷。文革過后不久，他們一同調(diào)入外交部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但他不喜歡那種緊跟形勢為當前服務的“短平快”研究和寫作，而希望能深鉆學問，用他的話說就是“寫書”，想要對“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弄出個究竟。正好這時社科院決定將籌建了兩三年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的業(yè)務移交世界經(jīng)濟研究所（改稱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原世政所改建成西歐研究所（后為歐洲研究所），人員一大半隨其業(yè)務分到國際片其他所，西歐所只留下了一少半人，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兵買馬。當時主持其事的是我在駐蘇聯(lián)大使館一同工作過的老同事老朋友施谷。他是通過清華的同班同學時任社科院院長胡喬木的關系于1978年調(diào)來籌建世政所的?；锣l(xiāng)調(diào)任副院長后又主張分建地區(qū)和國別研究所，所以施谷籌建的世政所就被“三國分晉”了。他再次受命籌建西歐研究所。他聽說陳樂民學貫中西，精通英法文、在歐洲工作多年，所以就登門懇請。不想這正合陳樂民的意，所以一拍即合。

但在干部單位所有制的條件下，卻遇到一個很難調(diào)離外交部的坎。也真是無巧不成書，正在這當兒，西歐所的領導正好起了變化。這就是時任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把曾經(jīng)和他一同當過張聞天秘書而于1959年因受牽連被下放寧夏的徐達深給調(diào)回北京，安排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工作。徐達深下放前曾當過一陣外交部西歐司長，所以宦鄉(xiāng)就商鄧力群讓徐達深改任西歐所所長。施谷不知何故，只給安了個顧問，直到1985年離休。徐達深因和外交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姚廣副部長熟識，所以1983年上任后就把陳樂民調(diào)出了外交部，在西歐所給他個室主任名義，但說可以不管事，只埋頭寫一本《戰(zhàn)后西歐國際關系》的書。這使陳樂民如魚得水。大概由于施谷對他有點引薦之功，也確實是個大好人，但卻“李廣難封”，始終沒有得到過所長的正式任命，只以“負責人”的名義，勤勤懇懇做了七八年兩個所的“籌建”工作。所以陳樂民似有不平，在他的《徜徉集》中帶有自傳性的一本《在中西之間》里面，對施谷講了一大段好意的介紹，雖然有些并不確切。如說施谷系燕京大學畢業(yè)，在延安窯洞里教過英文，還被毛主席叫過“施老師”，就都不是事實。實際上施谷從沒去過延安，1938年加入中共后一直在國統(tǒng)區(qū)從事地下工作。轉錄他的臨終詩句也有誤，原文是：“難得三月好大雪/啊/我在血污中來到世界/我在潔白中離去?！?/p>

訪美軼事

還在1988年陳樂民出任西歐所所長前，我們就一同去了趟美國，從此也就相識相熟，成了朋友。那是由于對臺工作的需要（以學術交流為名到美國同臺灣官方半官方學者會談）。同行的有陳樂民、李慎之和我三人，名義上是代表中國社科院去參加美國亞洲學會年會，實際上只參加了一次關于中國問題的討論會，由我作了一個發(fā)言就算完事，此后就與亞洲學會無關，自己進行另外的活動了。其間曾免費去了一次大西洋城，“賭博”過一回。按賭城規(guī)矩，從紐約來回乘車免費，每人先發(fā)15美元，賭不賭、賭多少，一概由己。李慎之先贏了好幾十美元，但因貪心大，最后輸光。陳樂民怕麻煩，三下五除二就輸?shù)敉晔隆Ｖ挥形乙姾镁褪眨詈罅粝?4元，供三人午餐。除此以外，沒去過別的地方參觀游覽，主要是由于陳樂民沒興趣。我和李慎之多次去美，而他卻是頭次。動員他出去參觀，他一概拒絕，說不如留在旅館看看書。這就不免同喜好活動的李慎之發(fā)生矛盾以至沖突，而陳樂民的脾氣又特倔，寸步不讓，有時就得我去給和稀泥。本來我對參觀的興趣就不太大，可他簡直沒興趣，真叫人感到有點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