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休后我即改行學黨史，寫點讀書筆記。對此，慎之極力支持，只怪我改行太晚。意思是擔心我來日無多，知道的東西寫不完。其實，開始時我并沒什么計劃，只是想響應楊尚昆的號召，為被長期埋沒和抹殺的張聞天做點“撥亂反正”工作。不想寫到延安整風竟無法收拾，不能自已。要寫的一部《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的黨史學習筆記，就形成尾大難斷之勢。因為說老實話，我不但有魯迅的“要趕快做”的想法，而且擔心寫不完想要寫的東西。這些筆記，我每寫一篇，都必送幾位友人審閱指正?？上髦畬Υ耍瑓s不大內(nèi)行。除少數(shù)文字，并提不出什么實質(zhì)性意見，只是表示贊許，催我快寫。這對我倒也是鼓勵和鞭策，無形中增添了不少責任感。而我之所以熱心于寫延安整風，是因為對現(xiàn)有的一些書有些不同看法，想?yún)⒓佑懻?。一則，我以為，現(xiàn)在我們從政治體制到意識形態(tài)管理，無不是延安整風奠定的基礎，因此值得刨根問底，探討得失。二則，有些自己記得的事情也不愿其隨著時間流逝。例如下面所舉，我就沒在別處見過，不及時記下，也許可能失傳。至于是否真實，現(xiàn)在可能已找不到旁證，留下總還可供專家考據(jù)。1939年我的抗大一位姓董的同學，買了丈余白洋布送請毛主席題字。過了一段時間，主席派人送回。只見上面寫道：“血氣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觀的（地）片面的（地）看問題。我們要冷靜細心，客觀的（地）全面的（地）看問題。單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傾。單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傾。自信心與不足心并有，那就不會犯錯誤了。”這個題詞我記了一輩子。在抗大當助教時曾恭錄紙上貼于居室墻壁，不少人看后也照抄了去。其中就包括與我比鄰而居的哲學教授陳唯實和經(jīng)濟學教授張慶孚，以及許多同學和同事（現(xiàn)在不知還有幾人健在）。對這些，慎之也有興趣，但他最看重的還是對整風的歷史性剖析和有關內(nèi)幕的窺視。

近十年來，慎之寫了不少文章，夕陽西照，顯露出了他的才華。發(fā)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一般總會送我一份打印稿?？春?，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懂。說也奇怪，我和慎之可說搞了一輩子國際問題，但正是在這一領域爭論不多，其他方面卻是經(jīng)?！疤Ц堋?，互不相讓。例如他有一陣竟對新儒學著了迷，時常同我談起一些有關問題。對此我卻堅決反對，認定儒學不論新舊，都是中國現(xiàn)代化道路上的障礙。后來我要在紀念李一氓的文章中借題發(fā)揮，批一下儒學，并征求他的意見。他來函不但表示支持，還作了點反思。他在信中寫道：“大概六七年前，李一氓曾給上海的蔡尚思寫過一封信，反對新儒學與說傳統(tǒng)文化好的人，認為不能從五四倒退。我當時也有點迷于新儒學（主要是我那時認為，文革破四舊反傳統(tǒng)是五四的延續(xù)，是反傳統(tǒng)過了頭的表現(xiàn)，因此有此思想）。但是后來發(fā)現(xiàn)有些人是打著最最革命的旗號，復辟最最反動的傳統(tǒng)。五四精神對中國不是不夠，而是沒有扎根。因此幡然悔悟，力主發(fā)揚五四精神，重視啟蒙，因而有了近年來的一些文章?，F(xiàn)在回想一氓同志堅持五四精神不動搖實在難得。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偉大正確之處。請考慮?！蔽覜]有保留別人來信的習慣，這一便函只是由于在寫李一氓時作過參考，所以就夾在文稿中了，否則也會是進字紙簍的命，那就太可惜了。

又如，我也不大同意他在要求回歸五四中抑魯迅而揚胡適。過去對胡適的批判，不但過頭而且有點不講道理，現(xiàn)在進行撥亂反正是必要的。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確有大功，但在談以民主、科學為代表的五四精神時，也不必把他提得過高。我沒研究過五四，不懂歷史。但我憑直覺認為，談五四首先應該大談它的總司令陳獨秀。是他大力倡導“德”、“賽”二先生，使之傳遍全國。是他以身作則，把五四精神堅持到底。他的道德文章和不屈不移的人格風范，代表了中國的脊梁。作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始人，盡管歷史條件沒能使他如愿以償，回到黨內(nèi)。但是他最后的思想和表現(xiàn)仍然永放光芒。因此，談五四，講啟蒙，第一位應當是陳獨秀，而不是胡適。說對啟蒙精神的理解魯迅不如胡適，我也想不通。至于“革命壓倒民主”、“救亡代替啟蒙”，我更不以為然。但由于缺乏知識、沒有研究，所以很難說出一套道理來。只是爭來爭去，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就“罷戰(zhàn)言和”。爭論雖無結(jié)果，但我卻很受教益。原因不但是由于他的學識淵博，可以聽到許多自己原來不知道的東西，而且還會促使我查書找材料，這又是一種學習?？梢?，即使在經(jīng)常的爭論中他也對我起到一定的“啟蒙”作用，幫我增加了知識，提高了文化。

我們經(jīng)常相爭，在熟人圈是出了名的。其實我們的相同意見并不少。最大的共識就是中國需要現(xiàn)代化，而走向現(xiàn)代化的道路，人類是共通的，這就是經(jīng)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我們多年來提倡的解放思想和憲法規(guī)定的言論出版自由。當然，無論是經(jīng)濟、政治、意識形態(tài)，都得講法治，既不能以權代法，“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也不可壓制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們常在一起議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負責審批書報出版的同志，總不應忘記《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魯士書報檢查令的。歷史證明，壓制言論自由不可能長久，何況現(xiàn)在處在信息時代，壓制的結(jié)果只能是事與愿違。慎之本人近年的幾篇文章就是證明?！肮伯a(chǎn)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共產(chǎn)黨宣言》，《馬恩選集》第一卷第285頁）。

慎之遠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這些天來，我雖無伯牙碎琴之意，但確有喪魂落魄之感。我不能不寫點悼念的文字，但又真不知應說些什么和能說些什么。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拉雜寫了一篇流水賬，慎之當能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