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辦的第三件事，就是協(xié)助宦鄉(xiāng)籌建社科院的國際片。以前社科院研究國際問題，只有一個從經(jīng)濟所分出來的世界經(jīng)濟所（所長錢俊瑞）?；锣l(xiāng)來后，在胡喬木、鄧力群的同意下，就計劃大力闊斧盡快建一批涵蓋全球的研究所。但他手下仍只有我和慎之兩人，遂決定先建兩個研究超級大國的所，指定英文好又對美國情況較熟的慎之籌備美國所，我因學過俄文并在駐蘇使館做過幾年研究室主任而被內定搞蘇聯(lián)東歐所。胡喬木也還介紹他的清華同學施谷來籌建世界政治所（后與世經(jīng)所合并成現(xiàn)在的世經(jīng)政所）。正在這時，得知中聯(lián)部部長姬鵬飛對研究工作沒興趣，打算取消或讓出有四五百人的三個部屬研究所（蘇聯(lián)東歐所、西亞非洲所、拉美所）。社科院當即派我去中聯(lián)部商談接收，只是對方要求保留房地產(chǎn)權。但三所駐地的張自忠路3號，曾是清朝的海軍部和陸軍部、北洋時期的段祺瑞執(zhí)政府、抗戰(zhàn)期間岡村寧次的華北駐屯軍司令部所在地。這樣重要的文物，有關部門大約是不會讓他們去建宿舍的。事實上，中聯(lián)部后來也再沒提房地產(chǎn)的事。在這之后，又從北京大學接管了南亞所（原為合辦，所長季羨林。接過來后改為亞太所），還在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基礎上建起西歐所（現(xiàn)歐洲所）。既然有了二百余人、建制齊全的蘇東所，當然也就不用我去籌建了。于是拉著黃牛當馬騎，我遂被改派去籌建日本所。

辦所的頭兩年，美國所和日本所可說是兩位一體，?患難，共進退，有飯同吃，有房同住。當時沒所址，就到處找房子，一年內，搬家三次。從全總干校（現(xiàn)工運學院），到西苑飯店，再到裝甲兵招待所，最后落腳張自忠路3號（過了幾個月，美國所又搬進院部大樓）。這期間兩所真是不分彼此，親密無間，連上大課、開討論會、政治學習等也多在一起進行。慎之和我，更是遇事相商，經(jīng)常交談。大凡辦所方針、研究范圍、機構設置，甚至人事調配，都要互相商量，他常戲稱為“早請示、晚匯報”。在學術上，我們都主張兼容并蓄，反對研究機關染上官僚習氣。此外，我們還有兩項相約：第一，上班步行，不用車接（路太遠時坐公交，所以都帶月票。一次已到月底，我們被查出還用上月的月票，弄得十分尷尬，只得以忘記為由請求換票。人家一看是兩個糊涂老頭，也就沒罰）；第二，不評職稱，甘做白?。ê髞碛凶?。他升任副院長，按行政級別。我歸研究系列，工資和職稱掛鉤，只好在幾年后接受大家評的研究員）。第二項只有他做到了。但第一條兩人卻真堅持了近二十年。至于國際片，值得大書一筆的是，籌建不過三四年，就已組成八大研究所和千余人的研究隊伍，成為社科院以至全國一個國際問題的重要研究基地。國際片設有特別閱覽室，每兩三個禮拜召開一次所長座談會，進行吹風和務虛，商議課題和分工。而且還提出各所不但要做本學科的排頭兵，還有責任推動全國的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在制訂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時，也分別設了美國、日本學科的全國規(guī)劃小組，慎之和我自然分任組長。小組還不定期開全國工作會議，研究分工合作和國內外學術交流。后來，各學科的全國性規(guī)劃不搞了，慎之和我又商定籌組美國學會和日本學會，使之成為權威性學術組織，以便推動和協(xié)調本學科的發(fā)展。應當承認，美國學在中國逐漸成長為一門學科，李慎之是出了大力的。在記述中國特別是新中國的美國研究時，必須記上他的名字和他的貢獻。

最后還有一事應提到，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慎之和我還擔負過部分對臺工作。那時兩岸已有接觸意向，但渠道不暢，遂先以學者名義聯(lián)系。這就自然成了社會科學院的任務。參加這一工作的人有好幾個，但慎之屬于主力之一。我單為這件事就跟他跑龍?zhí)兹チ藘扇嗣绹Ｋ麑W識淵博、談吐自如，能言善辯，應對如流，首先在氣勢上就把那些認為共產(chǎn)黨都是“土包子”的人給鎮(zhèn)住了。而且他長于交際，很快就結交了一批朋友，包括來自臺灣本土的學者，著名的臺灣留美四大金剛以至一些搞臺獨的人。后來這些人來大陸也都找他。由于他交游廣，信息多，幾次回來匯報還受到當時對臺工作小組楊尚昆的贊許。這件工作一直持續(xù)到他出任副院長后，還讓我和李壽祺替他去了一次美國。再往后，兩岸交流日漸頻繁，渠道也隨之增加，自然也就用不著我們了。但不管怎么說，在開展兩岸交流的道路上，總保留著慎之起步的腳印。

六七年的相處，使我們真正做到了相互了解，也許稱得上知音。不少人認為他孤標傲世、眼空無物。乍一接觸或在某種程度上也確實如此。但來往多了，你就會發(fā)現(xiàn)慎之的主要性格還是待人以誠，完全平等，處世謙恭，毫無官氣，和什么人都談得來，有些還很快成為朋友。以我而論，既無學歷，又少文化，真正的“土八路”一個，但承蒙他看得起，遇事不論大小，不分公私，都愿和我商量。我雖檢討了一輩子的驕傲，但對他卻很尊重。因此幾十年我們都算得上相處融洽，爭論常有，卻沒有吵過架、紅過臉。每到一起，總是談論不休；分開后，也還互相牽掛。例如有一次接到他的電話，只聽念了兩句杜詩：“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我除申明“不敢當”外，問他什么事。他說，沒事，只是想念老朋友而已，然后扯了幾句閑談。當時沒當一回事，可現(xiàn)在想來，心頭就別有一番滋味，豈悲痛二字可解。

1985年，慎之當了社科院副院長，代替已去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任總干事的宦鄉(xiāng)，分工主管國際片，成了我的上級。但他不像某些人，沒學會用權和擺譜，見人還是老樣。熟人不分上下，也照舊稱他“老李”。他的管理方法與眾稍有不同，更強調發(fā)揮研究工作的主動性和獨創(chuàng)性，反對學術上逢事干涉、管得太多，還提倡創(chuàng)建不同學派。他不會講那些老話、套話和不懂裝懂的話，不得不發(fā)言時總還有點新意，會給人以啟迪，不像有些人總要尋找機會表現(xiàn)自己，不是講外行話，就是嚼別人嚼過的饅頭。他從上任起，就幾乎沒再開過片會，國際片他也很少來，有點“文景之治”，倒還得到各所領導的好評。我的習慣卻是無事不去上級機關和拜見領導，一貫采取被動制。因此我同慎之幾年的鎮(zhèn)日相處、隨時交談的生活就自然漸行漸遠，只是有事通個電話。后來連這也無法繼續(xù)。1987年宦鄉(xiāng)確診為肝癌，不久到上海住院，我又被調去做他的副總干事，主持中心的日常工作。離開社科院，工作又挺忙，從此和慎之的聯(lián)系就更少了，有時幾個月甚至半年才能見上一面，大有咫尺天涯之感。又過了一個時期，慎之從崗位上退了下來。我還繼續(xù)搞國際問題，比他多忙乎了六七年，直到八屆政協(xié)換屆，才正式辦了離休手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