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問題（這與“第三世界”的概念是兩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國人提出，直到現(xiàn)還通用的名詞）。1974年2月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問題，實際上也是確定“一條線”戰(zhàn)略（核心是聯(lián)美反蘇和以蘇劃線）的依據(jù)。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進一步把這一劃分提到理論高度。而且事實上，七十年代的中國外交就是本著這一戰(zhàn)略方針行事的，觀察和研究國際問題也都以此為指針?，F(xiàn)在看來，“一條線”戰(zhàn)略和以蘇劃線在當時就不恰當，曾使我們在國際上陷于相當孤立，因此，要實行改革開放就非改變不可。鄧小平后來就說過，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對國際形勢判斷和外交政策有兩個重大轉變，一是改變一直認為戰(zhàn)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觀點，一是改變了“一條線”戰(zhàn)略。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對“三個世界劃分”的問題主持研究和提出報告，基本思想是要說明這種劃分實際上缺乏根據(jù)，理論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開提。這在當時真是“驚世駭俗”，很了不起。這無異于對“一條線”戰(zhàn)略釜底抽薪，為我們調整外交政策，即適當拉開同美距離、松動對蘇關系、恢復同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友好等，提供了理論和思想準備。對于否定“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氓公和我也談的較多。他說過，把發(fā)展水平還不如許多發(fā)展中國家的東歐，和既發(fā)達又是美國北約盟國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實在道理不大；而且還把其中的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劃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認為，“三個世界劃分”并不是客觀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帶有以我劃線的主觀隨意性。他后來不無得意地告訴我，這一意見已為上面采納，并且議定：今后的正式文件和領導同志的正式報告和講話，不再提“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但作為學術問題仍可百家爭鳴，所以不必作出專門規(guī)定，也無須向下傳達。據(jù)我后來的觀察，情況也確實如此。主持寫上述《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的胡喬木，在準備黨的十二大時也曾對人說，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根本站不住，因而政治報告中不要再提。后來在編《鄧小平文選》時也沒有收入在聯(lián)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談三個世界劃分的那篇講話；在收進的其他文章中，作為戰(zhàn)略的提法還有一兩處保留，但作為理論卻一處也沒有。至于黨和國家的文件以及領導人的正式講話，二十年來確實再也沒有重提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了。當然，現(xiàn)在有些學者和外交人員還堅持這一提法，那是因為不知就里，而且也只是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對外交政策已沒有什么影響了。

三是關于國際共運和黨際關系。通過看《討論稿》和當時的談論，這方面有以下幾個問題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他認為，現(xiàn)在和今后相當時期都沒有什么無產(chǎn)階級革命形勢，我們認為已經(jīng)“變修”的許多共產(chǎn)黨還是有一定影響和群眾基礎的，我們同它們打筆仗和斷絕關系，是以蘇劃線的結果，反而在國際共運以及其他許多群運中孤立了自己。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黨和組織，其實并沒有什么力量，有的甚至只是光桿一人。例如“文革”中我們報上常發(fā)表他的談話和文章的那位東歐某國共產(chǎn)黨總書記，就是同自己國內(nèi)并無聯(lián)系的一位流亡者；我們多次引用的某國左派黨組織機關報的言論，也只是一分油印傳單，參加這個組織的據(jù)說只有幾十個人。因此他建議設法同各國黨恢復關系，而且應該互不干涉黨的政治主張和內(nèi)部事務。為此，除確有影響的左派黨組織外，不惜放棄同那些人數(shù)極少的小組的聯(lián)系，當然應該妥善處理。如果對方允許，也可同一個國家的兩個以上黨組織（如印度）建立關系。有一次他甚至說，不少國家的共產(chǎn)黨在和社會黨搞聯(lián)合與合作，我們?yōu)槭裁床荒芡鲊鐣h來往呢？他以為，除了政府外交，還應廣泛開展政黨外交和其他各種國際群眾組織活動，這對我們是完全有利的。他的這些意見哪些反映了，哪些沒反映，以及落實的情況，我都不太清楚。不過從現(xiàn)在的情況看，有些作法已超過了他那時的設想（例如沒有聽他談過和資產(chǎn)階級政黨建立黨際關系）。但一氓同志在這方面參與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卻是歷史應予記下來的。

李一氓在國際問題和對外關系方面的精辟和獨到見解無法一一列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對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國際問題研究作出了不同凡響的貢獻。所以有的同志受命寫二十年來國際問題的研究歷程，我特別建議不能只看一些發(fā)表公開文章和著書立說的人，而忽略了在關鍵問題上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人如李一氓。有關同志也確實采納了我的意見，把李一氓列為“文革”后對國際問題研究進行撥亂反正的一位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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