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公喜好京戲，也經(jīng)常和我談論并一起看京戲。當江青開始批判和禁演舊戲時，他就說，京戲長于表現(xiàn)歷史，許多經(jīng)過千錘百練保留下來的舊戲精萃是禁止不了的。還一再肯定：“遲早會有你的《玉堂春》、《四郎探母》看的?！庇捎趷酆镁?，他也寫了幾篇有關的歷史問題的文章如《讀遼史——兼論〈四郎探母〉》等，表達了他一貫對視少數(shù)民族為異邦為夷狄的大漢族主義的強烈不滿。他一直認為，中華民族是由許多民族融合（過去）與團結(jié)（現(xiàn)在）而成的。“我們這個民族，不是只有漢族?！睕]有其他民族，“只有漢族。成何中國”。他堅決反對視漢族政權(quán)為主權(quán)國家，把歷史上周圍其他民族實體視為敵國，把他們對漢族進行的武裝斗爭說成“侵略”，而漢族對他們用武則稱為“討伐”。他認為，以漢族為核心將各族團結(jié)起來的中華民族到了清朝才正式形成，在這之前各民族間的戰(zhàn)爭是一種起進步作用的民族融合的手段，都屬內(nèi)戰(zhàn)性質(zhì)。因此，《遼史》就正式列入二十四史，還沒有人說是外國史；十世紀前后的中國東北邊疆是以遼的東北邊疆為準的，從來沒有一個歷史學家敢于南縮到以宋代的東北邊疆為限。如果那樣的話，當年的北京人也是外國人或他們的臣民了，除非遷到開封去。在歷史上，漢族人有自己的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等；但也應承認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英雄如成吉思汗、努爾哈赤等，而且他們都對中華民族作出了貢獻。歷史上的民族和國家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和國家，忠君也不等于愛國，因此不能用國內(nèi)民族之爭去宣傳愛國主義。用《楊家將》、《岳飛傳》來講愛國主義，只能損害民族團結(jié)。他認為，對過去的文藝作品應從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去了解和肯定；一些實指性的作品如王昌齡的“不斬樓蘭終不還”、岳飛的“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今天“無論從哪方面說都不能加以肯定”。另外許多涉及民族關系的作品都是泛指，更不能脫離那時的歷史，而且還表現(xiàn)了一種氣節(jié)。他以《正氣歌》為例說，文天祥要處理的是他和宋朝與宋朝人民的關系問題，同時也表現(xiàn)了他本人的浩然正氣。人應該有氣節(jié)，軟骨頭是受鄙視的，所以還一直有人推崇被明成祖滅了十族的方孝孺。但氓公強調(diào)，“忠君并不等于愛國”。忠君的氣節(jié)也絕不能都看成愛國主義。談到京戲，他對于“文革”前一個時期不準演《四郎探母》（罪狀是叛國偷生，不愛國主義）而提倡《三關排宴》（原為上黨梆子，寫佘太君怒斥其叛國后四郎羞愧自殺）很不以為然，但卻贊賞程硯秋根據(jù)唐末詩人陳陶一首詩中最后一句話改編演出的《春閨恨》。因為程劇寫成于1931年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它改變了原詩所涉及的漢與匈奴的民族關系（“誓掃匈奴不顧身”）和陜北的地點（“可憐無定河邊骨”），假托為三國時公孫瓚和劉虞之間在河北的一場軍閥戰(zhàn)爭。所以氓公在專門寫的《論程硯秋》中說，此劇有針砭現(xiàn)實的進步性與正義感，和《荒山淚》（以“苛政猛于虎”一句演繹而成）一樣是夠大膽的。氓公關心民族團結(jié)和國家統(tǒng)一，當然不只是表現(xiàn)在幾篇文章上，可說是貫穿在他為人和治學各個方面。例如在古籍整理上就是如此。他在接受主持這一工作不久，就注意收集有關臺灣的史料，后來很快就選定和影印出版《臺灣府志三種》，還指定我寫一篇《序》，敘述臺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更念念不忘被國民黨帶到臺灣去的中國古籍文物。那種希望開展兩岸交流和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緊迫心情，常常溢于言表，給人以深刻印象。

李一氓作為當年新四軍的秘書長，又受命充當葉挺和項英之間的緩沖人，因此對于中國現(xiàn)代史上重大事件之一的皖南事變，在項英、袁國平等犧牲后，應當是最了解情況的一個人了。但由于他按照項、袁的意見脫離部隊不到十小時，自認為是一生都感到遺憾的錯誤，又不愿卷入有關皖南事變的爭議，所以他很少談及此事，也沒有寫過多少材料。人們看到的就是一篇《血染著我們的姓名——談皖南事變》（《人物》1990年第5期）和《回憶錄》中的一章，再就是?多的幾篇訪談錄。無論在什么場合，他都承認自己的錯誤，接受經(jīng)中央批準由劉少奇當面宣布的因?qū)椨㈠e誤“采取調(diào)和態(tài)度和自由主義”而給予的口頭警告處分，從無異議。但從字里行間和談話流露，可以看出，他對皖南事變和項英問題的處理與評論，還是有些保留意見的。他認為，《中央關于項、袁錯誤的決定》是在戰(zhàn)斗結(jié)束后的第二天倉促作出的，情況不可能十分清楚，“皖南事變是有結(jié)論又沒有結(jié)論的問題”，“項英的問題沒有最后解決”，因為中央沒有按《決定》“將項、袁錯誤提交黨的七次代表大會討論議處”，以后的歷次代表大會也都沒有討論。對?英，他講過以下的話：“說項英受王明影響很大是不公平的”；“項英對待黨和軍隊的獨立性的態(tài)度是堅決的”；“不能說中央下了命令他不執(zhí)行”；講項英怕去敵后和反對北移都是沒有根據(jù)的，等等。他同意批評項英在皖南事變的政治上和軍事指揮上都犯了錯誤，特別是猶豫不決、當斷不斷。但整個說來，項英還是顧大局和基本上執(zhí)行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講，中央對放棄皖南的決心是否下得太晚了，事先對國民黨的陰謀恐怕也估計不足，還低估了我在江北打韓德勤（曹甸戰(zhàn)斗）對皖南的影響，以及不能無視確實存在的客觀困難，等等。作為當事人，可看得?來他確有些難言之隱?，F(xiàn)在關于皖南事變?nèi)匀淮嬖谥艽鬆幾h。一種意見（如《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仍堅持中央《決定》，認為“事變發(fā)生后對項、袁的批評基本上是對的”，而且當時的一系列方針政策還是“整個抗戰(zhàn)中毛澤東思想發(fā)展的一個高峰”。另一種意見如一年前才出版的《皖南一九四一》等則認為，《決定》中關于項、袁對中央指示一貫陽奉陰違，一切遷就國民黨，反對向北發(fā)展與向敵后發(fā)展的說法是不妥的；皖南新四軍的失敗，項英固然有責任，中央也有責任；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就有失誤，指示也前后不一；把責任完全推到項英頭上不夠公平，等?。我對皖南事變毫無研究，自然不容置喙。但氓公說的皖南事變尚無最后結(jié)論、項英問題也是一個遺留下來沒有解決的歷史問題，倒是千真萬確，誰也不能否認的。將來的黨代會（即或中央全會），會不會遵照《決定》的第四項決定，提出“討論和議處”“項、袁錯誤”，看來是不大可能了。這就不禁使人想到一個問題，即為什么兩千多年來一直有定論的秦始皇以至殷紂王都可以翻案，而事變后第二天作出的結(jié)論就不能作些修正呢？另外使我聯(lián)想到的還有一點，就是《決定》批評項英和張國燾一樣不服從中央（整風時及以后又硬和王明聯(lián)系起來），還提到“此次失?是否有內(nèi)奸陰謀存在，尚待考察，但其中許多情節(jié)是令人懷疑的”等，恐怕同不久后的全黨整風和搶救運動有極大關系，是在為這兩大運動作鋪墊。事實上，后來所寫黨史就真把兩者聯(lián)系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