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跟張聞天視察駐外使館

胡喬木在1985年寫的《回憶張聞天同志》中曾提到，“恩來同志認為聞天同志在外交部工作做得比較認真仔?（例如他曾到我國各駐外使館作過一次巡回視察，這種工作似乎在他以前和以后的外交部領導人員都沒有做過）。”其實，張聞天視察使館不止一次，前后共有四次。我就跟他去了兩次，一次是專門視察，一次是在國外召開使節(jié)會議之前和之后。

張聞天歷來認為，做領導工作必須深入下層、聯系實際。在外交部，就是除深入部內各單位外，還應當到駐外使館去視察。1957年初，他報請中央批準，同當時擔任部長助理兼人事司長的夫人劉英一起，帶領我和人事司科長章曙、亞洲司科長倪立羽，到駐東南亞各國使館去視察工作。前后用了半年時間。他的辦法是?先派章、倪二人打前站，從一般干部中了解使館情況，他到后聽取他們的匯報。然后這兩個人又出發(fā)，到下一個使館去。我是跟著他轉，如參加使館黨委會，聽取匯報和不同意見的爭論，分頭找干部談話，但主要任務還是幫他起草在使館的講話稿和給外交部并中央的視察報告，另外也要給使館干部講一次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由于那時的大使（印度潘自力、印尼黃鎮(zhèn)、巴基斯坦耿飚、緬甸姚仲明、阿富汗丁國鈺）、參贊（政務參贊：印度符浩、印尼甘野陶、巴基斯坦陳應、緬甸雷陽、阿富汗康矛召）等，普遍資格老、級別高，所以張聞天在駐印使館的黨委會上安排?動日程時，提到我竟然說是請何主任給大家作一次形勢報告。這一稱呼出自他的口（也是空前絕后），我聽了實在感到別扭、無地自容。其實我還是多少有點自知之明，參加黨委會始終一言不發(fā)，對使館領導也不曾妄加評論（但是1959年批判我時，駐印尼大使黃鎮(zhèn)還是說，你的話已經有人代你說了。意思是我在背后向張聞天說了使館的壞話。）應該說，那次視察對各館以至整個外交工作的作用還是非常大的。幫助使館加深了對駐在國的認識（也就是怎樣看待二戰(zhàn)后的民族主義國家問題）、進一步明確了使館的工作性質（和官方打交道，不背著官方去做群眾工作）和?要任務（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辦外交，不是搞輸出革命）、以及使館領導和各單位的工作方法與程序，還解決了幾個使館的內部問題特別是團結問題，等等，所以受到大家的普遍歡迎。對張聞天和外交部來說，這次視察的收獲也很大，例如增進了對民族主義國家的認識，有助于相關外交方針的調整；更多地了解到使館情況，加強了上下溝通，對協調國內各涉外部門的工作配合也是有好處的。

我第二次陪張聞天視察使館工作，是1958年七月布拉格使節(jié)會議之前和之后。除十天會議外，還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視察了駐蘇、波、匈、捷、（東）德、瑞（典）等六?使館。不但使節(jié)會議給外交部和中央有專門報告，前后每視察一個使館還寫了一個有關對駐在國的看法和這個使館情況的報告，有時還會就專門問題寫成單獨報告發(fā)回。這時正值毛澤東發(fā)動的“大躍進”時期，雖然張聞天一再申明，中央規(guī)定領導干部每年必須下基層至少四個月，對外交部來說，就是到駐外使館；但是他身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還必須在國內下基層視察，所以巡視使館就不能多花點時間，只能很緊湊地去幾個使館看看，了解情況自然不能像上次去東南亞那樣深入細致。不過，這次雖然時間較短，但是起的作用還是不小的：不僅統一了駐歐洲和埃及?國使館對形勢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對外交工作上的“大躍進”稍為降了點溫，有助于防止犯大的錯誤。如制止了使館太脫離實際地搞內部躍進（有的使館在院子里搞“深耕密植”，挖地四五尺深）；二是適當煞住了向外國“躍進”的風。如有些駐東歐國家使館，就鼓吹人家也搞“躍進”（保加利亞的領導就跟著咱們“躍進”了一陣，最后丟了總書記的烏紗帽）。張聞天在使節(jié)會議上和視察使館過程中，特別強調要防止滋長大國主義情緒，要謙虛謹慎，不能要求兄弟國家向我們學習。

五，張聞天與外交部的運動

從張聞天回到外交部，各種政治和思想運動幾乎就沒斷過。而且環(huán)環(huán)相扣，這場運動沒完又開始了一場新的運動。有時還出現大運動套小運動，弄得人眼花繚亂，分不清楚。最近我同一些老同志聊天，發(fā)現誰也說不請記不全上世紀五十年代下半期一共經歷了多少運動，更不用說歷次運動的名稱了。對于這些運動，張聞天一直抱消極應付態(tài)度，因此也從來沒有要求我積極參加過，更沒有給我布置過什么任務，這給我造成了個很有利的條件，可以做個逍遙派，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非參加不可的時候也是隨大溜。因為自從參加了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以后，我對后來的各種政治思想運動就一直沒多大興趣了，從來沒當過積極分子。下面就分別敘述幾次重要點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