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參加起草國際問題文稿的“秀才“班子。

除了上面說的那一類稿件基本上由我單槍匹馬地干以外，政府聲明、總理報告和重要社論?有關(guān)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的文件，就不是我所能干得了的，而是有一個不大固定的“秀才”班子。我只是其中一個跑龍?zhí)椎某蓡T。這種班子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參加的主要是外交部的人，有時也吸收個別部外的人，一般的都由喬冠華召集和主持。第二類是同中宣部、中聯(lián)部等混合組成，多以外交部為主，張聞天點將，喬冠華掛帥。有些特別的，則是根據(jù)總理指示由總理辦公室組織。吸收外單位的人，較經(jīng)常的有中聯(lián)部的王力、中宣部的姚溱等。第一類班子，主要是起草外交部的文件，如一些比較重要的外交文書、對某一重大國際事件表明官方立場的社論或評?、中美會談的發(fā)言稿等。作法大多是由主管司寫出草稿，然后這個班子湊在一起進行修改和定稿。緊急稿件則是由大家商量草擬。白天自然在辦公室，晚上常在喬冠華家。他一面喝著茅臺酒，一面和大家一起湊，想好一句寫一句。最后順一遍，連夜打印上報張聞天轉(zhuǎn)總理，審批后第二天發(fā)表。

第二類寫作班子多是臨時召集，很不固定，隨任務(wù)的不同變換參加的人。例如1956年波匈事件后，毛澤東趁勢逼赫魯曉夫作檢討，使他于十月三十日發(fā)表了關(guān)于社會主義國家關(guān)系的政府宣言。毛澤東決定我們立即表態(tài)，發(fā)表一個政府聲明，讓張聞天、王稼祥、劉寧一等?織起草。于是他們就到外交部會議室坐鎮(zhèn)，找來喬冠華、熊復、王力、姚溱和我擬稿。喬冠華領(lǐng)大家到另一房間，先商量內(nèi)容后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寫一段。誰先寫好就交給喬、熊修改。最后寫齊再一同修改一遍，交給等在那里的張聞天他們。對波匈事件的處理，當時我和大家一樣，對毛主席是非常崇拜的，對他的決定也完全擁護。但有一點卻不怎么理解，就是為什么堅決反對蘇聯(lián)干涉波蘭，沒過多久又堅決要求和支持它出兵鎮(zhèn)壓匈牙利事件。

又譬如在中美會談和臺海危機問題上，對毛主席的想法變化得那么快，不但我們這個寫作班子（主要是外交部的?馬再加上總理辦公室的浦壽昌等）的思想跟不上，連周恩來總理和外交部的陳毅、張聞天也都跟不上。這里以1958年臺海危機為例，談一點我所記得的情況。1958年發(fā)生了一個炮擊金門的事件，說是為了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爭和懲罰一下臺灣當局對大陸的騷擾，但實際上是挑戰(zhàn)美國，殺一下它的威風和摸它在臺海問題上的態(tài)度，而且更深層的意思還是“打”給蘇聯(lián)看，揭露和批判它的和平共處、搞緩和的方針，凸現(xiàn)我們反帝主力和世界革命旗手的地位。炮一打，原來長期停止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又恢復了。毛主席原來的想法是，先收回金門、馬祖，臺灣、澎湖過?十年二十年再說。他還設(shè)想在中美會談中放出風去，讓美國逼蔣介石從金馬撤退，我們可以不費力或少費力地將金馬收回，解除美蔣在近海對我們的威脅和騷擾。在他召開的中央會議上，大家照例都完全同意他的解決臺灣問題分兩步走的主張，認為這對我國的安全和經(jīng)濟建設(shè)有利。于是中央就把王炳南急電召回，并擬了個方案讓他帶回華沙。臨走前毛澤東和周恩來還分別會見他，作了詳細交代。王炳南一回到華沙，中美會談也隨即恢復，王就在會上拋出了中方方案。其中提出要收復金馬，國民黨軍隊如果愿意撤走，我方不予追擊。還聲明，此后將爭取用和平方法解?臺灣，在一定時期避免使用武力。美國經(jīng)考慮，不久就接過手去，變“戰(zhàn)爭邊緣”政策為“脫身”政策，由總統(tǒng)和國務(wù)卿先后發(fā)表談話，示意要國民黨撤出金馬。蔣介石雖然不愿意，但恐怕頂不住，到時只好走人。關(guān)鍵倒是毛澤東的想法又很快變了。他到外地后，又要變“兩步走”為“一步走”，強調(diào)對美帝的“絞索”政策。因為金馬離大陸近，我們想什么時候懲罰，就可以打一陣子炮。臺澎離得遠，打炮夠不著，“絞索”就斷了?？墒遣恢怯捎跁r間還是什么原因，他的想法沒能及時告知王炳南。王在第一次會談中就把原來的方案給捅出去了。所以毛一看到王炳?的電報就大怒，親自擬電批“王炳南膽大妄為”。周總理得訊后知道大事不好，連忙檢討，說主席的批評是“暮鼓晨鐘”，并提出幾點補救辦法和具體措施。毛接信后很高興，立即復信表示同意，還說我們的外交姿態(tài)就是要“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來往信都是用電話傳）。當時在總理辦公室參與寫稿的幾個人都不懂高屋建瓴這個詞，浦壽昌就趕快查《辭源》等書。值得一提的是，根據(jù)我的見聞，這個詞過去很少人用，但在這以后就很快普及了。不過當時我對毛主席批評總理還是有點想不通。解決臺灣問題分“兩步走”，明明是中央在北戴河會議上決定的，他個人?么能一到武漢就否定中央決定，變成了“一步走”，還批評起總理來了（指名王炳南，實際上是批周總理，這是我們大家當時都意識到的）。其他人不管心里怎么想，挨了批評都顯得有點沉悶和沮喪，卻是看得出來的。于是總理就給大家做工作打氣，說：主席批評，還不是為了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好些，所以大家應該借這個東風，振作起來，更加積極才是。但是無論怎么解釋，我后來還是一直認為，把“兩步走”改成“一步走”，不但不合乎組織原則（個人否決中央決定），而且這個決策本身也是錯誤的?，F(xiàn)在已看得更清楚了。比如開放后，中美進行學術(shù)交流，有一?當我提出美國不應也無權(quán)妨礙臺灣的回歸時，美國著名學者斯卡拉皮諾就半開玩笑地說，希望你們能繼續(xù)執(zhí)行毛主席的“絞索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