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五四運動一周年之際，蔣夢麟與胡適共同發(fā)表《我們對學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適在美國留學時就對學生運動有看法。在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進一步表達了他們對學生運動的意見。

該文首先肯定了學生運動的貢獻有五個方面：一是“引起學生的自動精神”，二是“引起學生對于社會國家的興趣”，三是“引出學生的作文演說的能力、組織的能力、辦事的能力”，四是“使學生增加團體生活的經驗”，五是“引起許多學生求知識的欲望”。

緊接著，文章分析了學生運動的起源。作者認為，學生運動起源于變態(tài)社會，因為常態(tài)社會的政治比較清明，許多社會問題有成年人處理，學生可以安心求學，用不著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變態(tài)社會中，“許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于是這種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唵我痪湓挘涸谧儜B(tài)的社會國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敗了，國民又沒有正式的糾正機關（如代表民意的國會之類）。那時候，干預政治的運動，一定是從青年的學生界發(fā)生的。漢末的太學生，宋代太學生，明末的結社，戊戌政變以前的公車上書，辛亥以前的留學生革命黨，俄國從前的革命黨，德國革命前的學生運動，印度和朝鮮現(xiàn)在的運動，中國去年的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都是同一個道理”。所以他們認為：“荒唐的中老年人鬧下亂子，卻要未成年的學生拋棄學業(yè)，荒廢光陰，來干涉糾正，這是天下最不經濟的事”；至于動不動就使用罷課手段，則“是學生運動破產的表現(xiàn)！”（同上，第166-168頁）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不僅是因為“罷課與人無損，于自己卻有大損失”，還因為它容易讓?生養(yǎng)成依賴群眾的心理，同時養(yǎng)成逃學和盲目從眾等習慣。在這方面上，文章的論述非常精彩，不妨摘錄其中一段：“現(xiàn)在的學生很像忘了個人自己有許多事情可做，他們很像以為不全體罷課便無事可做。個人自己不肯犧牲，不敢做事，卻要全體罷了課來吶喊助威，自己卻躲在大眾群里跟著吶喊，這種依賴群眾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同上，第168頁）時至今日，能夠對學生運動做這種分析者，并不多見。

在指出學生運動弊病的同時，蔣夢麟和胡適還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學生活動，這種學生活動包括學問生活、團體生活和社會服務三個方面。在學問生活上，一要學好外文，二要注重觀察與調查，三要促進學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團體生活上，除了要開展學術活動、體育活動、游藝活動、社交活動外，還要彌補各種組織活動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開會的法定人數(shù)、提案手續(xù)、發(fā)言順序、表決方法、復決程序、討論時間等內容，以及容納反對黨的意見和人人要負責任的精神。在社會服務上，要注意普及科學常識和公民常識，開展破除迷信、移風易俗的活動。這一切，都是民主社會不可缺少的內容。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盡管這篇文章說理透辟，但是在那變態(tài)社會向常態(tài)社會轉軌的時代，大大小小的學潮還是此起彼伏，一個接著一個。有一次，學校為要收講義費，學生馬上舉行集會表示反對。當時蔡元培已經回校，他趕到現(xiàn)場，氣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們這班懦夫！……有膽的就請站出來與我決斗。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保ā段鞒?新潮》，第132頁）后來蔣夢麟也經歷了多次圍攻，甚至在辦公室里被關了幾個小時。    為什么“學生勢力這樣強大而且這樣囂張跋扈”呢？蔣夢麟認為這與他們的出身有關。他說：“這些學生多半是當時統(tǒng)治階級的子女。學生的反抗運動，?可以說等于子女對父母的反抗?！绷硗?，“學生運動在校內享有教師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的支持，因此勢力更見強大?！保ā段鞒?新潮》，第136頁）蔣夢麟還說：許多事例“足以說明學生運動中包含各式各樣的分子。那些能對奮斗的目標深信不疑，不論這些目標事實上是否正確，而且愿意對他們的行為負責的人，結果總證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頭鬼腦的家伙，卻多半成了社會的不良分子?！保ㄍ?，第133頁）

盡管如此，蔣夢麟對于當時的學生愛國運動還是給予熱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慘案發(fā)生后，蔣夢麟多次出席“北京國立九校校務討論會”，處理善后問題，并嚴厲譴責政府屠殺學生的暴行。

2、自治與“治自”

蔣夢麟的一生，始終把教育與改變人生態(tài)度、培養(yǎng)合格公民聯(lián)系在一起。他雖然對學潮多有批評，但還是把五四運動比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希望以此為起點，“把中國萎靡不振的社會，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縮縮的感情，都一一掃除”，使每一個都成為一個活潑潑的公民（《蔣夢麟學術文化隨筆》第48-49頁）。1919年北大發(fā)生林德?lián)P自殺事件，五四運動中的學生領袖羅家倫認為這是惡劣的社會造成的悲劇。蔣夢麟認為，除了社會之外，這也是中國人心氣薄弱的表現(xiàn)。為此他撰文說：“中國之社會，一罪過之社會也。中國之家庭，一罪過之家庭也。以罪過之社會，建神圣之國家，猶設天堂于地獄”，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淺。泛言改革社會，其禍必巨。欲圖積極之進行，必須有一入手之的實?法。此法為何，曰建設新國家于學校之中?！保ㄍ?，第112頁）

蔣夢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務只有兩個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為教育學教授兼總務長。他說：蔡先生回來后，“北大再度改組，基礎益臻健全。新設總務?，由總務長處理校中庶務。原有處室也有所調整，使成為一個系統(tǒng)化的有機體，教務長負責教務。校中最高立法機構是評議會，會員由教授互選；教務長、總務長，以及各院院長為當然會員。評議會有權制訂各項規(guī)程，授予學位，并維持學生風紀。各行政委員會則負責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道路。學生自治會受到鼓勵，以實現(xiàn)民主精神?！保ā段鞒?新潮》，第127頁）可見要“建設新國家于學校之中”，除了教育獨立、學術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學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