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個人與社會

蔣夢麟認為：共和國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護個人價值；教育的目的，則是為了發(fā)展個性，培養(yǎng)特長，進一步增加個人價值。為此，就必須對教育學有所研究。他指出，作為一種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教育學分為“個人”與“社會”兩大部分：就個人而言，為了滿足“發(fā)展個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學、遺傳學、衛(wèi)生學、心理學、論理（邏輯）學、美學等諸多學科；從社會來看，為了滿足“發(fā)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種學、歷史學、地理學、倫理學、政治學、群學等許多領(lǐng)域；此外，無論個人還是社會，都離不開自然界，因此教育學還涉及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和物理化學等其他科學。因此他說：“有真學術(shù)，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學問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瓱o大教育家出，而欲解決中國教育之根本問題，是亦終不可能也。”這里所謂大教育家，顯然是通曉各門學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則不可以研究教育?！保ㄍ?，第32頁）。

蔣夢麟晚年在回憶北大的學術(shù)自由以及蔡元培、陳獨秀、胡適和魯迅兄弟以后，曾謙虛地?：“有人說北京大學好比是梁山泊，我說那么我就是一個無用的宋江，一無所長，不過什么都知道一點。因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藝發(fā)展的歷史，稍有空閑時，也讀他們的作品，同時常聽他們的談?wù)?。古語所謂‘家近通衢，不問而多知?！以诖髮W多年，雖對各種學問都知道一些，但總是博而不專，就是這個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頁）其實，像蔣夢麟這樣“一無所長”卻“什么都知道一點”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讓那些“學有所長”的專家當校長，恐怕未必合適。

蔣夢麟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每?個人“享受人生所賜予之完滿幸?！?，要享受這種幸福，還需要社會的開明和進步。因此他說：一方面?zhèn)€人生活的豐富程度與社會的開明進步成正比，“社會愈開明，則個人之生活愈豐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會又需要健全的個人來組成。他主張社會進步需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社會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會的“肚量”能包容新學說新思想；三是大多數(shù)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權(quán)利，而這種權(quán)利又來自教育的普及。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的進步與每一個人密切相關(guān)。個人要推動社會進步，首先要有負責任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基礎(chǔ)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謂能思者，養(yǎng)成清楚之頭腦，并有肝膽說出其思想。所謂能行者，做事?lián)闷鹭熑?，把肩膀直起來，萬斤肩（擔？）子我來當。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數(shù)人民能享文化之權(quán)利”。（《蔣夢麟學術(shù)文化隨筆》第28頁）記得傅斯年在回憶蔡元培的時候，曾披露過一個細節(jié)。當年他曾寫過一份匿名揭貼（小字報）挖苦一位同學，蔡先生認為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xiàn)。胡適一直主張用真名發(fā)表文章，也是為了表示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梢娔懿荒茇撠熑?，是檢驗人的與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  三、主持北大

1、學潮與學風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fā)時，蔣夢麟還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師杜威進行訪問。五四之后，蔡元培因發(fā)生如此大事，悄然離開北大，委托蔣夢麟主持北大校務(wù)。當時蔡先生對他說：大學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學校執(zhí)行校務(wù)。我把一切權(quán)力交給你，但是責任由我來負。蔡元培還囑咐說：“自今以后，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計?”（同上，第145頁）

與此同時，蔡元培對于學生在運動以后的狀態(tài)憂心忡忡。蔣夢麟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寫道：“他說，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游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中有關(guān)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quán)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西潮?新潮》第125-126頁）

蔣夢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學生會負責人段錫朋、張國燾等人曾拜訪過他。據(jù)張國燾回憶：“我到達上海后，……和段錫朋等到江蘇教育會去訪問住在那里的蔣夢麟先生，向他表示我們代表北大同學歡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長的職務(wù)。于是蔣先生也即到達北大，代理校長，肩負起這一艱巨的任務(wù)?！保ā段业幕貞洝返谝粌?，第65頁，東方出版社1980年版）不久，蔣夢麟與張國燾等人一同乘火車到達北京。順便說一句，張國燾離開北大后所選擇的道路，也證明蔡元培的判斷無誤。

蔣夢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日刊》發(fā)表《蔣夢麟代辦北大校務(wù)啟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時不能到京。今請蔣夢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圖章交與蔣教授。嗣后一切公牘，均由蔣教授代為簽行。校中事務(wù)，請諸君均與蔣教授接洽辦理?！保ā恫淘嗳返谌淼?11頁）

初到北大時，蔣夢麟面對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評價這場舉世聞名、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

7月22日，北大學生集會歡迎蔣夢麟。因為蔣夢麟深知蔡元培“‘為學問而學問’的信仰，植根于對古希臘文化的透徹了解，這種信仰與中國‘學以致用’的思想適成強烈的對照”（《西潮?新潮?，第119頁），因此他在即席講中介紹了蔡元培的近況后又說：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來的呢？是從學問中得來的。故諸君當以學問為莫大的任務(wù)。”蔣夢麟還說，西方先進國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來文化積累的結(jié)果。“故救國之要道，在從事增進文化之基礎(chǔ)工作，而以自己的學問功夫為立腳點，此豈搖旗吶喊之運動所可幾？”講話結(jié)束時，他告誡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對這個，明天反對那個，……終不是根本辦法。吾人若真要救國，先要謀文化之增進?！保ā妒Y夢麟文化學術(shù)隨筆》第145-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