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些召集油價聽證會的議員最關心的，似乎只是找到一個替罪羊，為大家提供一個肆意攻擊的出氣筒，而不是對決定價格的眾多復雜因素進行評估。事實上，議員拜倫·多根(Byron Dorgan) 在不經意間就承認了這一點，他指出：“盡管我們都不懂價格……但我們卻看到了消費者的痛苦和公司的贏利?！庇谑牵@些議員決定采取種種措施，不惜一切代價去終止這種“價格欺詐”的行為，即制止災害期間的價格上漲。但遺憾的是，實際上，這種暫時性的價格上漲恰恰有助于供給的恢復。

其中一項提案，就是曾在20 世紀70 年代讓美國人備受煎熬的措施——價格控制。政府控制價格的結果只會事與愿違。假如沒有對災害之后的高價格和高利潤預期，石油公司就不能大量儲存汽油。在這種情況下，當颶風真正到來時，必然會出現更加嚴重的供給短缺現象。最終的結果自然不難預測：只有那些愿意而且又有能力排一天隊的人，才能買到價格控制下的低價汽油。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與限價汽油為消費者省下的錢相比，等待的機會成本( 假如人們利用這段排隊的時間去工作而可能掙到的錢) 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支持“價格欺詐”和反對價格控制的觀點，同樣也適用于其他的商品和服務。例如，如果禁止酒店采取價格欺詐，自然會導致更多的人在颶風掃蕩之后無家可歸。盡管沒有人愿意住高價酒店，但我們更希望每個人都能在災難期間找到一個避風躲雨的棲身之地，此時，酒店也許就是不得已的最佳選擇。但是，隨著酒店逐步提高每個房間收取的價格，有些人就會不可避免地選擇與他人同住。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習慣于讓孩子和大人分住不同房間的家庭，很可能會選擇擠進一個酒店房間，而不會為了繼續(xù)原來的生活而花高價多占一個房間。當價格漲到一定程度時，甚至朋友或鄰居也會選擇入住同一所公寓。因此，選擇同住的人越多，就能省下越多的房間，留給其他有可能無處棲身的人和家庭。

我們這些經濟學家也許已經習慣于閉門造車，執(zhí)迷于理論爭執(zhí)，但有兩點我們卻無法否認：首先，在需求增長或供給下降時，價格就會上漲；其次，價格控制會造成供給短缺。當然，這就是20 世紀70 年代實行汽油限價的后果。持續(xù)不斷的汽油短缺現象，給美國人帶來的完全是一場災難：人們?yōu)榱私o汽車加一次油，要排上幾個小時的隊。但在限價政策取消之后，供給短缺似乎在一夜之間便蕩然無存。既然如此，那么，我們?yōu)槭裁催€要對價格控制無休無止地爭論下去呢？

其中一個問題便是時滯。在實施價格控制的初期，人們往往只能看到限價帶來的短期效應，但直到一定時間之后，人們才會意識到供給短缺帶來的惡果更為嚴重。我們會發(fā)現，要把短時間內發(fā)生的兩個事件聯(lián)系到一起并不困難。不妨設想一下：假設從點燃一根火柴到這根火柴引起火災，這中間經過一天的時間。有些人也許意識不到這兩者之間的聯(lián)系。因為在這期間的24 小時內，還發(fā)生了很多會引起火災的事件?！　?/p>

假設政府準備把明天的最高油價限制在今天的水平上。我們會意外地發(fā)現，價格控制可能會在短期內造成供應量出現暫時性的增長。如前所述，由于未來存在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因此，石油公司必然要囤積一些額外供給。未來漲價概率越大，公司囤積的存貨就越多。但

在實行價格控制的情況下，企業(yè)就不可能對未來價格做出上漲預期。結果，他們就再沒有動機囤積更多存貨，供給隨之下降。

一旦控制油價，消費者即會發(fā)現：價格被抑制在較低水平，市場供給則會提高。一旦用盡額外庫存( 這個過程要用掉幾個月甚至是一年的時間)，市場短缺就會隨之而來。在實施價格控制時，企業(yè)并不會馬上把所有的汽車傾銷到市場上，因為市場價格完全有可能下跌至控制價格以下。

由于這種時滯效應的存在，人們常常把供應短缺歸咎于石油公司，而不是價格控制。在3 家美國電視臺對1973 －1974 年和1978 －1979 年這兩次汽油短缺進行的報道中，這一趨勢非常明顯。在這兩次電視討論節(jié)目中，只有18% 的人認為，美國政府應為第一次危機承擔責任，另有19% 的人認為美國政府是第二次危機的始作俑者；同時，認為石油行業(yè)是這兩次危機罪魁禍首的人，分別為32% 和41% 。

汽油并不是唯一一種始終承受著價格控制壓力的商品。針對制藥業(yè)進行的爭論，同樣是一個再典型不過的事例。除了美國之外，幾乎在世界上任何一個發(fā)達國家，這個行業(yè)都面臨著限價煎熬。很多年以來，美國人一直對鄰國加拿大的廉價藥品心存嫉妒。在加拿大，嚴格的價格控制和全民性的社會健康保障體系，使得其藥品價格僅相當于美國的一半。

現在，美國人也想享受這種廉價的藥品，許多州政府，比如說伊利諾斯州和明尼蘇達州，甚至已經開始在美國境內轉銷這些實施價格控制的國外藥品。從根本上說，這就相當于把加拿大的價格控制輸出到美國。

美國的本土企業(yè)在新藥開發(fā)方面花費了大量的開支，美國人也因此支付著高昂的價格。一旦開發(fā)成功，與不菲的新藥研制費用相比，其制造成本較低廉，而制藥公司也心甘情愿地按僅能補償生產與分銷費用的價格，在國外市場上銷售自己的新產品。

另外，美國人卻通過高價支撐著新藥的研發(fā)成本。難以置信的是，僅占全世界人口5% 的美國人，卻承擔著全球藥品消費支出的50% 。實際上，美國也是世界藥品研發(fā)成本最大的承載者。這也許有點不太“公平”，因為其他很多發(fā)達國家應為這些新藥分擔一部分研發(fā)成本，如支付更高的價格。但是，如果美國的藥價由于再輸入而大幅下跌，制藥公司就不得不停止很多新藥的研發(fā)工作。

如果允許在美國境內出售國外限價藥，馬上會壓低整個美國市場的藥品價格，導致制藥公司削減對新藥研制的支出。盡管那些剛進入研發(fā)階段的產品會被束之高閣，但很多幾近完成的藥品研發(fā)還是會進行到底。當人們發(fā)現市場上的新藥越來越少時，應該埋怨誰呢？在更

多情況下，人們對政府限價政策的副作用視而不見。與此相反，政治家、編輯記者乃至大多數公眾，恐怕會一股腦地對制藥公司不能恪盡職守而口誅筆伐。

我們同樣可以預見到的是：真正擺脫藥品限價的壓力，將會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因為廢除價格控制就意味著，一旦取消限價政策，人們就必須接受更高的藥價，但是在若干年之后，當然，也許是10 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我們就能在市場上看到全新的、更有效的藥物。為了研制新產品，醫(yī)藥公司甚至需要重新設立新的實驗室。但糟糕的是，制藥公司也有可能不愿開展新藥品的研發(fā)，因為他們擔心，美國政府將來會實行價格控制政策。

總之，盡管消費者可能會因颶風之后的油價上漲而感到自己在被敲詐，或是覺得國外藥品的市場價格更為低廉，但就是在這個過程之中，一種微妙的市場機制正在發(fā)揮效力：增加產品供給，消除市場扭曲。在這種情況下，自由市場開始發(fā)揮作用，而它最終所能實現的效率，將是任何政府的強制控制所無法企及的。

著名演員兼經濟學家本·斯坦恩(Ben Stein) 對此的總結也許是再恰當不過了，他曾寫道：“誠然，我也憎恨能源價格中的投機性溢價。同樣，我也希望不必給汽車加油支付這么高的價格。但是把罪魁禍首歸結于共謀，并認為政府管制就萬事大吉，這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稽之談。我們只能讓自由市場，讓有史以來最完美的經濟理念，盡情地發(fā)揮其魔力，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笔聦嵰呀涀C明了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