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進步的發(fā)動機究竟是什么

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商或面包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永遠都不必感激他們的仁慈，因為這只是出于他們的自愛，更不必訴諸我們的所需，因為我們不過是在被他們利用而已。

亞當·斯密(Adam Smith)

《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

自由市場是萬能的——這個思想在亞當·斯密看來，顯然是再清楚不過的事情。當然，這是在資本主義初期。不過從此之后，懷疑和指責便紛至沓來。這些指責也并不新鮮。早在1848 年，卡爾·馬克思就已經(jīng)在《共產(chǎn)黨宣言》中提出以計劃經(jīng)濟取代市場經(jīng)濟的經(jīng)濟體制。從蘇聯(lián)到現(xiàn)在的朝鮮，計劃經(jīng)濟體制曾經(jīng)為眾多國家所采納，但其結果卻大同小異——物質短缺。在這種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大多數(shù)國家最終都陷入困境。當然，人口增長的壓力也是原因之一。時至今日，即使是某些在經(jīng)濟上最為成功的國家，比如說中國，也重新建立起新的市場經(jīng)濟體制。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那些堅持市場經(jīng)濟的國家卻一直在穩(wěn)步向前。這背后的原因很簡單，正如亞當·斯密所言，自由市場是以追求自利為基礎的。市場承認的是：無論是胡蘿卜還是大棒，無論是軟硬兼施還是威逼利誘，人類行為還是取決于其個人動機。人們自由地去改善自身經(jīng)濟條件，這將有助于整個社會財富的最大化。亞當·斯密已經(jīng)認識到，因物物交換而實現(xiàn)雙贏的自由貿易將是不可替代的趨勢。無論是一輛新汽車，一臺新計算機，還是一張電影票，只有買家認為其價值要高于價格，賣家認為其價格高于價值時，交易才能成功。

盡管成功的例證比比皆是，但在那些富裕而自由的國度里，下至平民百姓，上至政界精英，依然有很多人對自由市場滿腹狐疑。在美國，政客們召開聽證會公開譴責石油公司，指責他們大肆掠奪顧客，他們主張采取油價控制政策，或是對石油公司的贏利征收高額所得稅。新聞媒體則氣勢洶洶地譴責“企業(yè)的貪婪”，并大聲疾呼：避免更多的大公司變成新“安然”的唯一方法，便是緊緊抓住政府管制這根大棒。普通民眾更是怨聲載道：在居高不下的醫(yī)療價格背后，制藥公司是在通過剝削大眾而獲利。

作為這一觀點最具說服力的例證之一，《魔鬼經(jīng)濟學》(Freakonomics) 以其精辟的論述掀起了軒然大波，該書的銷量超過百萬冊。在這本書中，作者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 和史蒂芬·都伯納(Stephen Dubner) 揭示了彌漫于我們日常生活之中的種種“迷茫、混亂和徹頭徹尾的欺詐”。顯而易見，對企業(yè)的質疑已經(jīng)成為當今社會最令人關注的主題。在他們的眼里，醫(yī)生、葬禮承辦人以及壽險代理人這樣的所謂專業(yè)人士，無非是一群不法奸商，他們只不過是通過誘騙顧客而牟取暴利。于是，他們發(fā)出了這樣的警告：“如果你能想到，很多專業(yè)人員只是在利用手頭的信息侵害你的利益，那你就對了?！眱晌蛔骷疑踔涟逊康禺a(chǎn)代理商比作三K 黨黨徒。在他們的世界里，幾乎每一個人，從教師到柔道運動員，再到政客，都是騙子。無論是列維特和都伯納，還是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 ，很多暢銷書的作者都發(fā)現(xiàn)，大多數(shù)顧客都支持這樣的觀點：幾乎所有的公司都在犯罪。

但是自由市場經(jīng)濟難道真是在以榨取消費者為生財之道嗎？難道美國經(jīng)濟真的就是一個混亂不堪的霍布斯式(Hobbesian ，霍布斯主義，用來形容一種無政府狀態(tài)?！g者注) 大染缸嗎？難道美國的生意場真的是一個鼓勵我們成為騙子的戰(zhàn)場嗎？難道從大企業(yè)的CEO 到街頭汽車零售商，真的都以犧牲顧客利益來獲利嗎？

我曾研讀過無數(shù)經(jīng)濟學論著，但遺憾的是，本書的觀點很難與這些經(jīng)典著作相吻合。誠然，有些人的確喜歡撒謊或騙人，但這不過是人的天性而已。然而，市場中的這種事情絕不是制度造成的。事實上，這樣的現(xiàn)象少之又少。安然的后面是成千上萬、規(guī)模各異的美國公司，他們循規(guī)蹈矩，公平競爭，在想方設法滿足顧客需求的同時，為自己創(chuàng)造利潤。至于汽油價格為什么會在自然災難來臨之前屢創(chuàng)新高，我們的經(jīng)濟中為什么會存在壟斷，以及酒吧、餐館中的酒品為什么這么貴，其背后都可以找到令我們信服的原因。這些問題的答案并不比“企業(yè)的貪婪”復雜，所有這些都無一例外地告訴我們：自由市場是有效的。

這恰恰反映了自由市場最大的優(yōu)勢——它激勵所有人都誠實守信。顧客不喜歡被人欺騙，一旦發(fā)現(xiàn)上當，他們就會另尋賣家。無論是大公司，還是私人小企業(yè)，只要能公平地對待自己的顧客，他們就會發(fā)現(xiàn)，滿心歡喜的顧客會再次光臨，于是，他們的財源便會滾滾而至。

對于商家來說，聲譽喪失是對他們欺詐行為的最大威懾，而這一點恰恰被自由市場經(jīng)濟批判家忽略。當一個企業(yè)承認欺騙之時，其最大損失就是喪失信譽，而不是政府的罰款或官司。因此，即使不受到犯罪指控這樣的威脅，公司股東也會有足夠動機，去敦促他們的管理者和會計師誠實做人、誠信做事。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眾多企業(yè)都在挖空心思，希望能憑借自身信譽找到新財源。著名的互聯(lián)網(wǎng)拍賣網(wǎng)站eBay 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盡管采用匿名方式，但賣家仍可以通過顧客交易評分在網(wǎng)上打造信譽。研究表明，良好的信譽可以讓eBay 的賣家抬高商品價格。由此可見，無論是在線銷售，還是臨街叫賣，誠信都會帶來商機。

不僅在生意場如此，在任何一個領域里，信譽都能促使人們誠實守信。這在政壇中更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要知道，除了企業(yè)高管，政治家也許是最受公眾尊重的職業(yè)之一。在傳統(tǒng)觀念中，政治家無不屈服于資助他們再次當選的那些“特殊利益群體”。但是，政客們真的甘愿把拉選票的希望放在這些資助者手中嗎？如果真是這樣，我們豈不是會看到：即將退休的議員，肯定要和自己的贊助人分道揚鑣嗎？既然不再參選，他們自然也就不再需要這些贊助人的資金支持。

然而，這并不是現(xiàn)實。無論是捐獻伊始，還是行將結束，甚至是在最后一屆任期內，政治家們的參選方式幾乎都始終如一。難道是這些政客發(fā)自內心地堅持自己所支持的“特殊利益”嗎？如果一個密歇根州議員堅定不移地支持汽車業(yè)，并不是因為來自那里的競選捐贈，而是因為他堅信，汽車業(yè)就是美國未來的命脈，這樣的觀點真的那么不可思議嗎？

在討論競選融資這個問題時，大多數(shù)觀察家都在捶胸頓足地哀嘆：花在政治上的錢“太多”了。但是他們對真正關鍵的問題卻避而不談：為什么會有如此之多的個人和利益群體，愿意把越來越多的鈔票拋進政壇呢？答案很簡單：政府支出規(guī)模日趨擴大。他們之所以愿意投入這些資金，無非是想影響政府支出的方式而已。

于是，這又引出了另一個有趣的話題：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是什么導致美國政府規(guī)模飛速膨脹呢？你也許不相信，女性選民的投票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重要的砝碼。正是因為女性獲得了選舉權，這才導致美國政府規(guī)模擴大了1/3 。

讓企業(yè)收取更高的價格，讓公司和政治家誠實守信，讓政客們堅守自己的選舉之道，這些被曲解的動機往往會促使人們更多地寄希望于政美國府管制。今天市場的效果看起來越來越不明顯，于是，人們要求美國政府去干預市場，糾偏查錯，“懲惡揚善”。美國政府的參與卻雪上加霜。從競選融資法，到管理專業(yè)人員注冊的法案，美國政府的種種管制無一不在阻礙著自由競爭。事實上，這些管制大多只能反映美國政府本身的固有動機。比如說，由于美國政府經(jīng)營的企業(yè)更關心市場份額，而不是利潤，因此，與私人企業(yè)相比，他們更有可能鼓勵掠奪性的定價。

“犯罪”是本書另一個獨辟蹊徑的話題。罪犯和其他所有人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的決策都以某種動機為基礎。分析這些動機，可以告訴我們哪些政策更有利于打擊犯罪。這種方法將有助于解釋曾令無數(shù)犯罪學家倍感困惑的問題之一。為何20 世紀90 年代犯罪率直線下降？答案源于一系列政策的組合——死刑的頻繁使用，逮捕率的提高，再加上槍支攜帶法的推廣。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卻是那些毫無成效的政策，比如說，槍支控制法和“破窗”式警務執(zhí)勤法［Broken window， 源于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家菲利普·齊巴杜(Philip Zimbao) 在1969 年進行的一次社會實驗，此后，經(jīng)濟學家吉姆斯·威爾森(James Wilson) 和喬治·凱林(George Kelling) 提出了“破窗理論”。該理論的內容是：假設一座樓房上有一扇窗子破了，如果不及時修補，很快，所有的窗戶都會被打破。這種混亂甚至會殃及對面的街道，使之成為犯罪的滋生地，也就是說，小的問題很可能會成為嚴重犯罪的征兆點，會像破窗子一樣，引發(fā)進一步的混亂?！g者注］均收效甚微，而警務部門實施的某些“肯定性行動計劃”( 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 ，意譯為平等雇傭政策，美國政府為了糾正以往的招聘活動中雇主在人種、性別和年齡等方面的歧視和偏見而采取的行動，提倡就業(yè)機會均等。也被翻譯為“反優(yōu)先雇傭行動”和“反歧視行動”?！g者注) 甚至適得其反。但是與《魔鬼經(jīng)濟學》一書中廣為接受的觀點相悖的是，

合法墮胎并不是導致20 世紀90 年代犯罪率大幅減少的首要因素。相反，本書則告訴我們，隨著非婚生子女數(shù)量的增加，墮胎導致犯罪率急劇上升。